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两广的“六一”运动红军长征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暴发了两广的“六一”运动。所谓“六一”运动,就是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于是年六月一日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试析北伐初期的“迎汪复职”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事务主要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负责，俗称三人为“三巨头”。刺廖案发生后，胡因涉嫌与刺廖有牵连被逼离粤，三大巨头只剩下江一人。此外，汪早年追随孙中山不无微功，个人又极具演讲才能，满口“左”的口号，使得汪精卫一时间成为广东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也深得苏联方面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汪精卫除任国民政府主席外，还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各军总党代表，国民党中央中执委常委，是当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亦是国民党的重…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试析陈独秀的北伐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师的前两天，即1926年7月7日，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出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①。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国共两党内部更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蒋介石在公众集会上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声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购买《向导》报，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史学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反对北伐的，其文章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间的感情，破坏国民革命。国内史学界也以此…     

慈善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立案问题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督和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颁布一系列法规,合力编织了一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管理体制。欲设立慈善团体必须先得到各级党部的许可,再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立案,已有的慈善团体也须重新许可和立案。国民政府强制慈善团体登记和立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亦具有政治色彩,是政府强化监督的一种体现;在约束和限制慈善团体的同时,对慈善团体的规范发展和提高公信力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立案问题较典型地反映出慈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论蒋介石个人权威形成的制度因素(1931—1935)——从责任内阁制到集权政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政制改革,实行了责任内阁制,限制国民政府主席的个人权力,加强党权。很快,因孙科政局危机,蒋介石重新上台,与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配,实行军政分立。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个人权威确立,标志着集权政治正式形成。蒋个人权威的形成有其制度空间,主要是处理危局的政治需求、行政系统的非完整、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威的缺失、制衡个人权力膨胀的制度空缺。这种基于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尽管有利于应付危局,提高行政效率,但阻碍了制度权威的建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与政党政治的真正实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论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

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以两湖为中心的中国商民运动,虽没有工农运动那般火热,却也进发出浓厚的革命气息.从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到1927年7月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国的商民运动进入极盛时期.随着"七·一五"政变的发生,商民运动开始衰亡.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本系中国商民运动进入极盛的标志,但在其酝酿举办的同时亲历了宁汉合流的一幕幕,由此见证了商民运动的盛与衰.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意在表明中国商民运动由盛而衰与蒋汪相继叛变和宁汉合流有着直接关系.     

从东北行营到东北剿总

1945年 ,抗战取得胜利后 ,国民党开始着手争夺胜利果实。由国民党政学系头面人物熊式辉掌握的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收复东北的全部方案。经张群、吴铁城等人的游说 ,蒋介石已经内定熊式辉为接收东北的最高人选。1945年 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 3 1日 ,公布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 :“一、国民政府为便于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 ,特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 ,综理一切。二、行营设主任一人 ,其编制另定之。三、行营内特…     

论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6年5月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是国民党初期推行商民运动取得重要成效的具体表现之一。本次会议不仅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10余个重要议案,而且还成立了广东全省商民协会,颇受国民政府的重视,也得到舆论的肯定与赞扬。在此之后,更多的商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使广东省的商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本次大会的召开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的成立,并没有完全消除各地商民协会之间相互纷争的混乱状况,甚至全省商民协会内部还曾发生纠纷,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设之商民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最后经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直接干预和安排,广东全省商民协会接受了广东省商民部的统辖指挥。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贡献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中,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亦称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虽然孙中山直至临终之时也没有实现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夙愿,但是,他为之进行了艰苦的谋划与组建工作,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     

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俱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     

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

本文认为，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坚持反帝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谱写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这与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引导国民党制定了反帝政纲，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政纲的实现，并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反帝外交策略。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与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道阻且长:二战后“南侨机工”的复员与南返

南侨机工返国运输军事物质是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历史事件。抗战胜利后,南返居留地成为南侨机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南侨机工南返给国民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并导致国民政府与南洋华社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南侨机工及南洋华社的南返要求,国民政府会同各方制定南侨机工复员方案,1946年10月,在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和南洋华社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机工踏上南返之路。受制于战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机工南返较为曲折和艰难,但在国民政府组织和协调下,基本上将登记的机工送回南洋居留地。     

国民政府筹谋帕米尔问题始末

1942年盛世才背弃苏联而转向国民政府,由此引发苏联与新疆当局间的交恶。为保证战时西部国防安全,国民政府开始致力于解决中苏新疆段界务问题。从1943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外交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就帕米尔未定界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磋商,并制定了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就其过程而言,可以观察到,尽管国民政府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未尝不想据理力争,但除了中苏两国悬殊的国力差距外,国内连绵不绝的军事冲突和新疆地方的治理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民政府对该问题的决策。在收复失地与保全现有国土、安定内政的纠结中,国民政府对于收复帕米尔国土之立场态度亦不断发生变化。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

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都是交由普通教育机构或相关治边部门统一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以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司的创设为标志并随着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而被国民政府逐渐重视并加以完善起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国民政府行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育科股或专人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校各项事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监督机构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工作的主要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