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子“无”的解读

“无”是老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范畴,“无”是没有任何规定性与确定性,也不能给万物和人类以任何的规定性和确定性;无是生,这种生是以化言生,即化掉机心和造作,就等于生万物;肯定,是不与否定相对待的肯定;无是超越,超越肯定与否定。无中有有,有中有无,无而不无,有而不有,万物始于无,成于有。无以有显,而从有出。老子通过“无”这一范畴,层层下贯,由无到有,由有透显出人,深刻地论述了人与万物的“观照”关系,实现了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实践”、“反思”与“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之省思

当前唯物史观的研究注重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仍显滞后。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可概括为：“实践”、“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借鉴当代思想家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理论）的反思、探索,有助于更为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并探索有利于唯物史观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学习型”政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为着继续生存和执政而作出系统思考的结果。是思想路线的再次自我超越,是先进性的新闻述,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愿望。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学习型”政党完整的理论与操作体系。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危”与“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品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产业化,诗歌领域也未能幸免,诗人亦不再是传统意识上诗人了,诗人的信念与责任开始动摇,批量生产的诗作多为了追名逐利,平庸肤浅的"诗"败坏了诗的品位。诗歌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当下这个信息技术化、传播迅捷化、诗人群青年化的大时代背景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当代新诗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困境与希望相依,对其现状与发展无须过度悲观。     

人文关怀辨正之二：“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都说明,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相统一的关怀。在阶级社会里,人文关怀普遍存在着各种“以我为本”与“以你为本”之间的人文张力,其中,“君本”与“民本”之间的人文张力是否相对平衡适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关于“孝”与“无后”的辨析

在倡导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研究辨析,不可人云亦云地统称为孔孟之道而一概论之。具体就“孝”与“无后”而言,应在深入研究辨析的基础上,还儒家学说“孝”的本源。     

人文关怀辨正之三：“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的统一

现代西方哲学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划分容易给人造成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是两码事的错觉,而学界对自然科学是否具有人文关怀也颇有争议。其实,人文关怀是"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相统一的关怀。"人文学说"与"人文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自然科学为各种社会学说所左右时,就会产生人文失调或人文危机。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