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贝克尔坚持以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市场均衡等基本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运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内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贝克尔的理性选择分析忽视了宏大的外在制度性因素以及理性来源的社会性建构,不能有效说明家庭行为.因此,应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提出家庭制度主义分析下的另一种景象.其中,国家、市场、文化、社会观念等制度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家庭行为.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关于传媒道德失范的经济学反思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传媒主体在追求自身最大效用的驱动下,会产生"恶"的可能,但其理性会在权衡其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用后,看看是否能够将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作为传媒活动的目的与归宿,这在不同社会建制中的传媒有明显的体现.如何找寻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传媒道德失范现象的有效路径?根据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利益驱动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个体投资者行为分析

一、行为金融理论的个人投资者心理基础传统的金融理论中预期效用理论描述的是理性投资者在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但在行为金融学者看来,人并不是纯粹的理性人,决策受到心理机制的影响,造成现实个体效用的模糊性,主观概率的模糊性。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主要依赖于有限的数据和主观判断和经验规则,而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因而造成系统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代表性偏差:代表性偏差是指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决策时,仅仅以部分代表性的或典型的现象为依据。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时往往不自觉地以偏概全…     

理性非效率行为的人性基础

非效率行为是一种缺乏效率的经济行为。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护或增加某种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的非效率行为。①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依据和原因是多方面的，人性基础、环境因素是两个重要的方面。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人性基础是行为者的生存欠缺、需要及由此派生的行为动机。理性非效率行为的主体是人，而从人的方面或从人的主体方面追寻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动因，是一个涉及人的本质与人性现象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基本理解，对西方管理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本性的讨…     

理性边界的形成与突破:以圣彼得堡悖论演进为视角

根据期望值理论,理性的决策者应当以财富的多少衡量收益,以概率衡量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采用期望值最大化原则作为决策依据。然而,圣彼得堡悖论的出现却突破了期望值理论确立的理性边界,根本原因在于,期望值理论将影响决策的主、客观因素完全割裂,忽视了决策行动的主体性特质。财富、概率等客观因素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决策行动,而必须依靠一种主体性转化,即转化为决策者对这些因素的认知结果。因此,要消解圣彼得堡悖论,进而确立合理的理性边界,就必须准确把握和刻画这种转化的机理。期望效用理论主张用"效用"来衡量收益,在客观财富与主观认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理性边界的认识上实现重大飞跃。前景理论继承了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路径,采用价值函数与决策权重,为主体性转化提供了丰富和细致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了决策理论对理性边界的探索。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愚昧之徒遵守契约是理性的吗——从霍布斯的契约论谈起

霍布斯式的契约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与遵守契约相比，不遵守能够带来更大收益，追求自身利益增长的愚昧之徒还会遵守这种契约吗？霍布斯认为，愚昧之徒遵守契约是理性的，理由是遵守契约的长期收益会压倒破坏契约的短期收益。这种理由与他对理性人的心理利己主义的预设相冲突。如果能对霍布斯的理性概念进行合理限制，并且假设愚昧之徒违反契约的行为能够被察觉，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他遵守契约是理性的；即使愚昧之徒违反契约的行为不被察觉，基于对可能受到的惩罚的考虑，他也仍然有理由遵守契约。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构建的理性思考——基于预期效用模型的分析

环境责任保险一方面可以避免投保企业因巨额赔偿责任而破产,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上,理性保险消费者会进行充分投保,然而,保险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面对风险时,他们首先对预期效用比较,然后再选择是否投保,由此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在期望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选择性保险消费视角对环境责任保险发展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当保险人采用相同的保险费率时,高污染风险企业倾向于购买保险,低风险企业选择退出保险市场,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出现逆向选择行为.保险消费者得到保险后,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会引发道德风险,结果是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供求失衡.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设计不同的保险合同来甄别消费者的风险类型,是促使环境责任保险市场达到均衡的关键因素.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食品安全犯罪经济学分析

在食品安全犯罪活动中,犯罪行为人被假设成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人在实施犯罪时,会理性地进行成本收益的博弈分析;犯罪成本由直接成本、精神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四个方面构成,收益主要包括物质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我国应从食品安全犯罪的物质成本出发,加大行为人的直接成本;唤醒行为人道德上的良知,加大行为人的精神成本,从而降低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率。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婚姻家庭关系的经济学思考

婚姻家庭的产生与其他人类行为一样,寻求的是一种收益,当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且符合经济效用最大化的规律。婚姻是社会所认可的男女为了更大收益的结合。婚姻市场是让所有参与者设算自身与他人“价格”,让参与者选取各自婚姻对象的场所。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它保护家庭成员对抗不确定性,抵御外在风险。家庭关系中的财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成员的财产保护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婚姻家庭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理性与非效率行为分析

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依据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定的技术、环境、制度背景下，这种非效率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理性非效率行为具有六大特征。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 ,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 ,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 ,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的崛起 ,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既提出了挑战 ,也进行了拓展。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缺陷:“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形成逻辑和内在缺陷

人类理性的内涵本身是丰富的,但随着功利主义在经济学中的盛行,目的理性逐渐得到了推崇。同时,为了适应数学模型化分析的需要,目的理性行为又进而被视为"给定"行为目标下的行为选择,从而就转变为工具理性。正是基于"目的导向"的选择规则和基于"主观效用"的行为动机之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经济人假说。这种经济人将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行为的自利最大化结合在一起,从而又构建了一个不断蚕食其他领域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不过,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却存在严重的缺陷:(1)它是高度抽象的而与现实相脱节的,分析的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世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人;(2)它刻意回避了规范分析,而把任何人类行为都看成是理性的行为,从而混淆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关系。     

论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是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视角之二是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视角之三是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这三个层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也就是讲更接近于现实的人,这在很大程度已验证了科斯的断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     

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收益最大化是其制度变迁中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动态优化的特征,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租金收益与税收收益的最优组合.由于中央政府追求目标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利益以及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等原因,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国有银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与政治银行家的利益达成一致,以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三种理性批判及其回应——卡尔·施米特与马克思的论战

西方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极为浓重的理性色彩,这可以看做是西方人所具有的思维特质。马克思作为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出于反对不同论敌的需要,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并从经济、技术、历史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入的剖析。然而,这些批判在片面强调敌友政治逻辑的施米特看来,就是三种理性专政的现实表现,由此就引发了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