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建设 ——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为例

公共决策贯穿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关系着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我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缺失,导致公共决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不足,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引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事件,分析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

作为重塑公共管理的新动力,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寻求公共管理改善的新落脚点和国际理论界关注的新动向.文章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公民参与理论,从而以多个角度为初露端倪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性渊源和帕累托改进性方向.     

浅析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适度性

当代民主政治潮流下,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事实决策中,匮乏的公民参与和过度的公民参与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适度性应成为公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不适度的公民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在分析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依据公共决策的不同性质,确定公民参与的程度。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间组织参与研究

近年公共危机的不断爆发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时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加强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公共行政与公民参与的关系

阐述了公民参与问题的由来,指出当代行政民主是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为其主要标志,公民参与的作用是公共组织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同时进一步对公共行政中的公民直接参与模式与传统间接参与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公共组织理论需要公民参与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对象是公民,目的是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公民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决定着最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同时,也是该体系建设的评价标准之一,提高公民参与度是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同样重要的课题。文章以黑龙江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对策。     

浅谈公共选择理论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和可能性,列举了源自经济理性的公民参与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参与制度化,参与法制化,参与途径多样化等措施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性建议。     

善治视野下的我国公民参与

善治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和公民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良性互动。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趋势,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关键内容,能最直接地反映民意,影响公共决策,从而实现善治的根本目标——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拓宽和完善各种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和谐社会理念下实现政府善治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浅析公民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有效的公民参与,消解公民参与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是巩固政治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困境,从而提出扩大公民参与的路径：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

现代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的发展要求公共事务管理多元化,纳入公民参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不仅增进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性基础,也对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公共管理创新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公共管理创新的方式和途径,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价值取向、社会资本范式与公共管理范式的结构性关联、我国公共管理创新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性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公共管理创新应选择的社会资本路径主要包括:采取城乡分治、区别对待的思路推进公共管理的改革创新;在法制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力量;鼓励和引导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政治参与理论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障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权。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管理的文化属性及共识:基于公民交往视角

公民或公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目标、提升整体运行水平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现实中对社会管理文化属性认识不足,公民长期作为社会管理对象,被忽略于管理主体之外。公民范畴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强调公民身份只有在公共交往、社会管理以及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过程中才能实现。社会管理文化指向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针对多元异质文化的包容性表明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具有原发性。肯定公民主体地位的社会管理能够给意见、分歧乃至冲突提供交流平台,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共识实现社会管理的良性秩序。     

试论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方式的有效实施

公民参与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公民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重要条件;对参与方式的选择和设计直接关系到公民参与的效果,现实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失效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有序化进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公民参与方式的形式意义与实质价值相统一,需要在确定优选标准、优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参与方式进行优化选择.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