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屈原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屈原列传》,既是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又是杰出的文学批评著作。它为后世的屈原研究,为楚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何正确地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牵涉到文学继承什么传统,肯定什么倾向的问题。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就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篇正确地评价屈原的文章。屈原生活于战     

《招魂》"自招自魂"的美学分析

屈原作为<招魂>的唯一著作权人,在今天质疑得少了.但其中"谁招谁魂"问题,依然存有异议.而"谁招谁魂"事关对屈原<才召魂>这一被司马迁高度重视和评价的作品的读解;进而影响到对伟大诗人屈原的全面认识.而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新的审美分析,就会比较全面地论证<招魂>并不是招楚怀王死魂,而"自招自魂"是合理的与可信的,进而形成对这部伟大作品初步的一种审美认识.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论屈原的沉江壮举与南楚文化的关系

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称许道:“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人大多也同意司马迁的意见。班固首标异议,以为“君子道穷,命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班固《离骚序》),那么屈原遭到排斥,就该认命,明哲保身,不该怨剌。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体异而神髓通——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原与司马迁文学传承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二。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继承和发扬了屈子的真精神。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个性化诗人，是中国抒情诗人之祖，司马迁则是中国第一个独特风格的史传文学家，是叙事文学这宗。他们二人的理想、情感相通，悲剧命运相近，浪漫气质相似。屈骚、《史记》，体制有别，精神骨子却一脉相承     

《文心雕龙·知音》篇主旨臆说

《文心雕龙·知音》篇体现了刘勰对于文学活动中读者这一环节的思考。一般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会有很多局限性,原因在于“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而理想的读者应该与作者心灵相契,发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对于客观准确的解读作品有积极意义,但要还原作者的意图又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品的客观价值与读者欣赏的主观性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充分展现在《知音》篇的主旨之中。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司马迁赋作的评价

一、司马迁的辞赋理论赋在两汉是很流行的一种文体,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有不少作品或篇名流傅给我们。汉书“艺文志”把赋分成四类:屈原、陆贾、荀聊三类作家,多属知名之士,“客主赋”一类,刘师培认为是总集,其中可能有些不知名的作家。既雄於文又长於赋的司马迁,属於陆贾一类,这类作者共二十一家,赋二百七十四篇,除多产作家枚?一百二十篇,严助三十篇,而司马迁赋虽僅僅八篇,比同派其他作家确不算少。司马迁长於赋的创作,更精於赋的理论。他的理论不是沿袭,而是富有创造性的,不是空谈,而     

《离骚》:屈原心灵的结晶——从创作心理看《离骚》

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言为心声,文学作品记载着作家心灵的历程,高度凝冻的诗句更是诗人心灵的真实流露。因此,勃兰克斯才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离骚》是屈原心灵的结晶,是诗人心理底层的外化,加之作品表达方式又是非常规的,因此,如果我们不变换一下观念、角度和方法,就很难摆脱目前治“骚”的困境。本文试图从屈原的心灵,即心理的属性、特点、规律诸方面与《离骚》的关系来作一初步的探索。     

《招魂》辩正

<正> 《招魂》的作者、对象、写作年代,自汉朝以来竞相争论,未得统一。笔者想从以上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招魂与招生人魂,招生人魂源变等五个方面,试成辩正,以求教于专家。一、《招魂》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其”是代词,指屈原,“志”应当是爱国主义精神。从《列传》这一总结性的言论,说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屈赋二十五篇,这里仅列举四篇,可见     

有关屈原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其作品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灿烂的瑰宝。研究屈原生平及其作品时代,能更深地理解屈原其人、理解其作品。这是继承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要课题之一。故本文就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考证之。     

《屈原》列传的错简与《离骚》的写作年代

<正> 《离骚》作于何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只要我们将错简了的《屈原列传》恢复原貌,便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离骚》作于怀王入秦之时。首先可以肯定《屈原列传》有错简,原来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妨先举它后面一段没有争论的文字,来看司马迁文笔的缜密。屈赋中有《渔父》一文,《屈原列传》全文引用。原文的开头是“屈原既放,游子江潭,行吟泽畔……”我们看司马迁把它插     

论陶渊明的孤独意识

论陶渊明的孤独意识贺崇明打开中国文学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从屈原、司马迁、杜甫直到鲁迅，可以排成一支长长的孤独者的队伍。他们多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同时也都有深刻的绝望和悲哀；他们为诗为文为人不做媚时媚世媚俗之语，独寻真知，以启后人。他们的作品将我们带...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

通过对《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二传在对贾谊的称渭、对贾谊的评价以及二传的学术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