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习研究

玄奘少年时表示"愿入蜀受业",入蜀后驻锡成都空慧寺,空慧寺地望及玄奘在成都修习功课要迹均可考证.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巴蜀文化与玄奘之间的互动,起码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考察.(1)巴蜀文化从学风和做人理念两方面启发了玄奘最终的"舍身求法与西游取经".(2)巴蜀道、释底蕴为玄奘两大经典<老子>与<般若心经>的翻译奠定了学养基础.(3)巴蜀观自在佛缘促使玄奘形成了观音信仰,玄奘观音信仰又影响巴蜀形成广泛的观音菩萨崇拜.(4)玄奘为巴蜀禅系的形成增添了新养料.(5)玄奘入蜀与出蜀路线为巴蜀文化旅游资源留下了一笔潜在遗产.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秦汉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变迁

秦汉在向巴蜀的移民 (广义 )中 ,不乏当时社会的优秀人才 ,他们和其他移民一样在巴蜀从事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对巴蜀旧貌的改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促进了巴蜀文化的重大变化。巴蜀地区滋长的各种文化精神与中原渐趋等同 ,形成为秦汉及其以后巴蜀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     

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玄奘的重要贡献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敬重。玄奘是一个伟大的佛教理论家,他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所重视。中国近百年来,对玄奘和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大致与国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响应的。外国学者普遍重视和赞美玄奘的伟大人格和学术成就,并以玄奘研究为东方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正在朝着精细化、广泛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要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识学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巴蜀文化与巴蜀非遗、农耕文化的关系研究述略

本文以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动态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巴蜀社会、非遗以及农耕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创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内容涉及巴蜀社会、非遗、历史地理等方面,并呈现出注重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解读、突出区域内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研究等特点,但对于巴蜀文化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及为古蜀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的农耕文化等诸问题所表现出的历史认识和哲学反思仍尚显薄弱。     

玄奘、义净法师译经——龟兹佛教义学的宝典

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即龟兹佛教的思想特质与属性尚未得到真正的揭示。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之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尤其是玄奘、义净携回的毗昙经典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成为当今研究龟兹佛教最重要的宝典。玄奘、义净所译诸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也是龟兹佛教和石窟的最鲜活的背景资料。     

佛教哲学的生态诠释与拓展——以虚云和尚思想的生态诠释为例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将佛教生态思想与佛教自身的根本价值追求、基本理念结合起来进行。对虚云和尚思想的生态诠释可以从佛教生态哲学的解脱论、缘起论、觉悟论和实践观四个方面进行。虚云和尚思想中包含的生态环保意蕴既体现了佛教生态思想的一般内涵和特征,同时也吸收融合了传统儒道思想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从而为当代佛教生态哲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虚云和尚所承继的禅学思想本身是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与传统儒道思想交流融合的产物,与此相应,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同样应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吸收融合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中的合理内容,拓展自身的理论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体系。     

试论巴蜀影视剧的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

袍哥是巴蜀近现代社会失序的产物,它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这对巴蜀近现代社会以及巴蜀民众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反映巴蜀独特地域民风、民情的一些巴蜀影视剧对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在巴蜀近现代社会的情状都有独特表现;该类影视剧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袍哥语言的独特表达,都充分展示了盛行于巴蜀近现代社会独特的袍哥文化。本文主要以袍哥题材的巴蜀影视剧为对象,对清水袍哥、浑水袍哥所展示的袍哥文化给予探究。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秦蜀文化的融合与秦文化的强盛

文化的社会认同是国家稳定繁荣的基础。统治者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政策是否正确,社会整合是否有效,都将在文化层面得以充分反映。秦灭巴蜀,不仅是领地的扩张,也是秦文化走出秦地,迈向强盛的重要一步。秦统治者根据巴蜀社会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灵活、务实、包容的政策,得到了巴蜀社会的逐渐接受和认同,实现了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共同繁荣。这种文化的融合,保证了巴蜀社会的稳定,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使巴蜀成为了秦统一全国的基地。秦文化因此走向强盛,并最终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佛教传入亦随国情而显出地域性和历时性.巴蜀地区是北方、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汇地,故其佛教之勃兴及其演变也自有其特色.今从该区所获千余通碑文,透视其地佛教发展演变,不特可揭示地域之宗教文化面貌,且于我国佛教全史之研究亦有所裨益.     

玄奘晚年的译经

本文以玄奘晚年译经的文献学研究为中心,考察了译经条件的变化,包括译场人员的减少和润文官员的缺失.通过《大般若经》梵汉对勘的实例分析,指出在译经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玄奘的译文依然在极大程度上忠实于梵文,保持了梵文繁复的风格.此外,为了遵循汉译佛经的传统和更好地传播新译经典,他还借鉴其他佛典对译文加以调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玄奘坚守其风格背后的原因,即他希望借由印度佛教,特别是瑜伽行派缜密细致的逻辑思辨来改进汉地佛教思想和风气.而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包括与帝王和皇室的交往也都是为了使他的译经和弘法事业得到最大的支持.     

关于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玄奘西行求法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洛阳;在洛阳奉诏撰写《大唐西域记》,是为了把西部世界介绍给世人,而不是为着消灭西突厥。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以佛教对武则天在洛阳改朝换代的有效支持为典型。波斯三种宗教对洛阳的社会生活影响甚小;胡族乐舞虽传播稍广,依然因严中外之辨而受到制约;只有佛教渗透较为深刻,这同时也意味着它向中国文化的贴近。     

《玄奘研究》和玄奘研究

《玄奘研究》和玄奘研究蒙原通观中国历史,佛教僧人中最为人们纪念和敬仰的,当推法显、鉴真和玄奘,而玄奘又独占鳌头,有关他的书也最多。最近,在玄奘的故乡,河南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河南大学马佩教授主编,张德宗教授副主编的《玄奘研究》（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一书...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与袍哥语汇

袍哥文化在巴蜀近现代社会盛行,这使得袍哥语汇逐渐演变成为巴蜀方言土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显示其生命力;李劼人小说创作注重巴蜀地域特色,巴蜀方言俗语是他小说创作地域特色的重要反映,而其中滋生于近现代巴蜀的袍哥语汇也是其明显表现;在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中,袍哥语汇的大量使用对李劼人近现代巴蜀袍哥人事的表现、袍哥文化的表现有重要作用,体现了巴蜀特有的民俗与语俗。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当代台湾政治与宗教及方术之关系

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宗教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首推佛教与道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土,道教于东汉末年创立巴蜀。自佛、道两教问世传播以来,历代统治者与之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统治者神道设教,固然要利用宗教来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宗教家往往亦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为其传教鸣锣开道。历史上,唐太宗、高宗父子为玄奘所译佛经作序;武则天指使僧人伪造佛经,为其登基做皇帝散布宗教预言;成吉思汗万里之外召见声誉日隆的道士丘处机,给予极高礼遇,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为蒙元政     

吕才的因明研究

因明是印度逻辑史上的一个重要体系,也有人称之为“佛家逻辑”.由于佛教很早就在我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所以,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的因明也随同佛教一起传入了我国.因明在我国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均有相当影响.由于传入时间、所传典籍及延续情况等有所不同,于是有汉传因明及藏传因明的区分.就汉传因明而言,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了.例如,东魏时所译佛典中,“有关因明者,毗目智仙之《回净论》等是也.”①及至唐代,由于玄奘及其弟子     

藏族史书中的玄奘形象分析

玄奘不仅在汉地佛教史上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藏文史书中也受到重视,被或详或略地记载下来。根据内容等方面的特征,藏文史料中关于玄奘的记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元明时代和清代。元明时期成书的藏文史籍对玄奘的记载比较粗浅,评价也在鸠摩罗什之下,这除了对玄奘的了解不够深入之外,也和汉文史料来源及藏族的史观有密切的联系。清代成书的藏文史书对玄奘的记载则比较全面、系统,且评价也很高,这是藏汉佛教交流程度加深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