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圣王”形象“被同质化”研究——尧、舜、禹、汤、武形象考察

《尚书》尧、舜、禹、汤、武等圣王的历史形象,几千年来一直呈严重的被同质化情形。其实这些圣王形象各有不同,实分属为道德圣王型、功绩圣王型、革命圣王型。被同质化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文化需要一种不变的存在来使人们获得社会稳定感和道德向心力,这就需要造成一种社会和道德体系来表示这种存在。《尚书》及其相关学术的传播是被同质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虔虔在位 追迹文武——《逸周书》中的周穆王形象

周穆王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基本上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逸周书》中的周穆王却是一个虔虔在位,追迹文武先王而励精图治的圣王形象,这一形象可与《尚书》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彼此印证,构成穆王形象的另一个侧面,使穆王成为一个立体而非单面的人物形象。先秦典籍在刻划周穆王形象过程中呈现的不同走向,是由各种典籍的写作目的所统辖的。     

司马迁与帝王天命神话的终结--《高祖本纪》和《赵世家》的神话学审视

《史记·高祖本纪》和《赵世家》融入了很多神话材料 ,即使是从允许人神合一、历史与神话结合的帝王天命神话的角度看 ,这些材料也不成体统 :材料支离破碎 ,不能形成完整的故事 ;缺乏大胆的想象和幻想 ,而只靠宗教观念的推演 ,从根本上缺乏神话的精神和光彩 ,人物的内心世界已经功利化。因此 ,尽管在观念和框架上 ,这些故事还属于帝王天命神话 ,但却根本不能与先秦时代的帝王天命神话同日而语。这说明 ,由于时代的发展 ,帝王天命神话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     

《尚书》的“卜不习吉”观及其与《易传》的关系

《尚书》“卜不习吉”观:纵向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天佑于一德”、“动罔不吉”——“敬修其可愿”、“卜不习吉”;横向上,“天命/天德”、“王命/王德”、“民命/民德”三位一体.这与《易传》纵向上本天道而立人道、尽人事而听天命,横向上广德广业、得正得位的卜筮观义理相通.以《尚书》与《易传》互参互证,对于阐明二书相关篇章的成书年代、观念结构及其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都很有帮助.     

《尚书》中的周公天命观的三个层级及其意义

作为《尚书》里的核心人物的核心思想,周公的天命观上承"天命糜常"、下启"惟命于不常"、"天命不易"乃至"天不可信",天意、民情与政德三者共同构成一立体图式。其中,"明德慎罚"与"敬德保民"是基础,而天命、天意则位于图式的上端。综合考察摄政和还政时期的周公天命思想不难发现,其所建构的乃是一道德之团体而非政治的枢机。     

孟子与“疑经”时代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时代——"疑经"时代。孟子所倡导的"疑经"时代,为后来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释“尚书”——尚书: 尊而重之的天书

作为六经之一的《尚书》的书名，东汉郑玄的解释是：“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这一解释被现代学者认为是神学的和荒诞的。本文认为：（一）远古社会实体的统治形式是宗教型的，相当于《国语鲁语上》所说的神守；在专职的史家之前，巫师充当了整理并传播历史文化的角色；（二）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历史并没有断绝，而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保存下来，后人找不到历史的来源，逐托名于上帝，如《尚书》中的《洪范》和《吕刑》两篇都说来自上帝；（三）口传历史多夹杂神话传说，给经典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加强了其宗教般的神圣地位。在经书中，《尚书》中的口传历史成分最多，神秘色彩最重，所述内容时代久远，以至被古人视为“天书”。因此说《尚书》是“天书”在人类学上是讲得通的，不是误解而是正解     

王船山《知性论》注、译及其评论

《知性论》是中国明清之际哲学家、思想家王船山的一篇重要的单篇哲学论文,近代以来得到许多如梁启超、侯外庐等这样的大学者肯定,他们肯定《知性论》是从辨名实相符或者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从知识如何产生的角度来论述对＂性＂这一概念的认识,王船山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一是从名实的关系来论人们的所谓＂知＂即现代所说的＂知识＂获得,二是批判浮屠、老庄、王阳明等派别各取一物来确定＂性＂的定义,是浅薄的,不能成立的。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张载生平若干问题辨正

张载上书范仲淹的时间当以《宋史》所载＂年二十一＂为准;张载并非范之门人也无师承关系,范对张载思想的转变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张载之学是在与二程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京师论《易》＂对其易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张载与邵雍观点的不同,体现了宋代易学气学派和数学派的对立;张载卒时以吕说为妥,主要卒因是病逝,虽然政治失意对其心理和身体会有影响。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双层意蕴

在对荀子天人关系的解读中,多数学者认为荀子是主张天人分途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有它的双层意蕴:在道德层面上,天德即人德,是天人合一的;在治理的层面上,治乱的根本在人不在天,又是天人相分的。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荀子为天赋与道德的属性,一方面是为他的人德建立一个形上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他的道德修养方法提供依据;荀子的天人观已经摆脱了"天尊人卑"和"君命天授"的传统观念,建立了天人相分的自然天人观。天人相分使天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决定权,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国家的治乱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人,天和人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必须是分开的。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调适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时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执政党必须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基础、组织资源、组织制度及组织绩效,才能不断回应和解答现实提出各种挑战,努力形成合力,进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论梁漱溟“新孔学”伦理观的建构

五四时期,在传统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之际,梁漱溟独树一帜,建构"新孔学"伦理观。他以生命宇宙观为基石,高扬社会伦理本位与道德本体论;以生命和谐为取向,确立道德义务;以道德代宗教,建构伦理"终极关怀"。进而,肯定了孔子儒学的生命与智慧,确定了现代新儒学尊孔崇儒的精神方向,揭示了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误区,树立起人文自觉主义的大旗,开"以洋释儒"学风。它对时代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虽然在今天看来",新孔学"伦理观存在一定的局限与缺失,但是瑕不掩瑜,其内含的合理因素,至今仍为人称道。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鲁迅作品中的“教育诗”

力破旧教育弊端,以图新的现代教育建立的著述目的,不仅体现在鲁迅的译著中,还体现在他创作的诸多涉及到塾师、教师形象和教育的作品中。这些作品在对传统教育方式弊端的批判中,深蕴对新的现代教育方式、方法的呼吁;在对为师者品德和学术水平低下的针砭中,融入对身正学高教育家型的教师的期盼;在对旧教育观念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中,饱含对现代教育观、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鲁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教育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对教育之魂、教师人格及其学术追求,作出诗意的展现,他是内心充满现代教育理想之光的批判者。这些作品可谓是鲁迅作品中的"教育诗",对当代教育和文学创作都有很好的启发、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