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浅论

1 初唐,是指唐朝建国后的近百年。这一时期唐朝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及改铸新饯等措施,使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复苏。唐诗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萌芽的并在对当时诗坛上南朝齐梁以来浮艳淫靡、综错婉媚诗风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唐朝建立,南朝齐粱诗风在文坛上还有较大的影响,不仅李世民写宫体诗,而且还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纂《北堂诗抄》、《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其目     

初唐四杰年谱摘要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骆宾王的字、号,两《唐书》本传皆无明载。《金华府志》、《义乌县志》以及义乌《骆氏宗谱》收录的众多明、清人撰写的骆宾王传记、碑文,均称“骆宾王,字观光”。证以《易·观》“观国之光,以利宾于王”语,既名“宾王”,则取字“观光”,似属可信,今从之。义乌,本秦时乌伤县,建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唐武德七年(624),更名义乌,一直沿称至今。现为浙江省义乌市。     

初唐“四杰”与天府

在唐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初唐的王勃、杨烱、卢照邻和骆宾王,积极摆脱齐梁以来形式主义诗风,在创作上另辟新径,使诗歌开始从单纯地描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应制诗,移到了反映社会下层市井的生活诗;从亭台楼阁移到了山河和寒漠,提高了诗歌内容的思想境界,扩大了写作题材,为唐诗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唐代的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可以说是由他们四人创作的雏形;后来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人们最乐道的声律风骨齐备的唐诗,实际上是他们开辟的道路,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在当代就被人们誉为“四杰”,“以文章齐名天下”;盛唐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杜甫推崇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四杰诗歌中的民族情感探析

初唐四杰创作了不少与塞漠相关的作品,这些诗作反映了出身中下地主阶层的文人在当时的民族情感。杨炯、卢照邻的诗歌借咏边塞战事表达报国之志,抒写立功热情,对待其他民族的情感比较理性。骆宾王的作品抒写真实的塞漠生活体验,因为抒发情感的不同,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有相应的差别。当他情绪比较慷慨高昂时,对方民族常被施以贬义,当他在边地因思乡而情绪较低沉时,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比较平和。四杰借边塞诗抒写轻生重义为国立功的情怀,以及扬威边塞的强烈民族自信,成为后代诗人不断咏叹的主题,对盛唐诗人的同类作品产生了直接影响。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为初唐四杰“浮躁浅露”辩诬

为初唐四杰“浮躁浅露”辩诬唐春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最早记载四杰“浮躁浅露”的要算中唐时人刘肃的《大唐新语》了。裴行俭少聪明多艺，立功边陲，屡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     

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

称初唐四杰“浮躁浅露”,最早见诸文字的,当推唐刘肃撰的《大唐新语·知微》。内云:(裴行俭)及为吏部侍郎,尝拔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初唐“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成就新探

初唐诗坛经过长达百年的艰苦探索和顽强抗争,终于扫荡了齐梁陈隋的浮艳侈靡,廓清了流波二百年的绮碎淫哇,为诗歌在盛唐的全面繁荣铺平了道路,也为其自身在文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对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四杰总章参选考

王杨卢骆同聚长安参选,得李敬玄扬誉。而裴行俭则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语否定四杰。这一公案,千余年来一直艳称于文坛。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不少文章都涉及了这一事件。有的据以考订四杰行踪;有的据以推定四杰的得名;有的据以考证此事的讹伪,否定对四杰“浮躁浅露”的评价。由此可知,这一事件的是非真伪,直接关系到四杰生平考证和评价。澄清这一事件,对四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应该是有意义的。     

论初唐四杰

四杰是初唐后期“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其中王杨擅长五律,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他们上承梁陈,下启沈宋,突破了宫体诗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题材,扭转了南朝诗风,改造和发展了诗歌形体,代表了文学革新的时代风貌。本文论证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中的贡献和地位并比较其异同。     

初唐诗人的诗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原是乐府旧体。据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唐书·乐志》,此为陈后主所作艳曲。属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陈后主所作今已不传,流传下来最早的是隋炀帝的两首,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有二首为五言六句。他们都没有扩展成长篇歌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洗六朝余风,展拓为七言三十六旬的长篇七古歌行。晚唐     

初唐卢照邻思想解读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分别受到积极用世的儒家、崇尚自然的道家以及自我解脱的释家等不同思想影响。卢照邻复杂思想得以形成,主要归结于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突遭变故的家庭境况以及无以名状的病痛折磨等因素。     

孔子思想在初唐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教育理论受到历代重视,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唐代,也是如此。 一 早在武德初年,唐高祖李渊就命令为孔子在国子学立庙,至唐高宗李治更广泛为其兴建庙宇,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五月诏,“诸州县孔子庙堂,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营造”,所以各州县公立学堂都设有孔子庙。贞观中,孔子从配享的地位升为先圣,或“四时致祭”或“春秋释奠”,或“岁时行礼”,甚至皇帝也亲临祭祀,孔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描述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揭示其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指出其迁徙类型既有方向角度的向心型和离散型,也有意愿角度的主动型和被动型,并因时期不同而呈现复杂的交叉态势。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     

唐高宗与初唐宫廷文学

唐高宗具有尚实、端方、稳重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点,对文学创作既无才能又少兴趣,宫廷文坛遂从贞观时的帝王主导型转变为高宗时的权贵主导型,上官仪和许敬宗等权臣成为宫廷文坛的领导者。质地纤弱、热衷于华丽藻饰的＂上官体＂风靡一时,失去了贞观宫廷诗的宏大整肃与雅正之风。在用人方面,高宗重吏干而轻文学,使得新进文士的仕进之途受挫,处境尴尬,阻碍了文学高潮的孕育和催发。     

初唐时期的江淮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常转漕东南之粟”,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漕事简”,漕粮主要来自传统的赋税基地即黄河中下游流域。高宗、武后时期,随着中央用度的急剧增加,漕运进一步发展。而此时由于东北、北部边境屯驻重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租赋主要供应军需,上解京师的数额大为减少。这种形势下,江淮地区就成为入京漕运的主要来源。     

初唐十家诗文别集提要

本文择取初唐名家虞世南、王绩、魏徵、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刘希夷、陈子昂等十家诗文别集,从著者生平、文学成就、结集过程、体例编次、内容要旨及版本流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评述。     

父子两代 一门四杰

在广东平远县,有这么一家人,父子四人都是艺术爱好者,而且在书法、篆刻和摄影上颇有建树。他们把客家文化人对现代艺术特质的感悟与客家民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以书画、篆刻、摄影等艺术形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