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纂要》研究二题

<四时纂要>是我国古代著名农书.现有明代朝鲜翻刻本存世.对这个刻本,特别是某些次序颠倒的句子,学术界曾有怀疑.从古籍中稽查到的<四时纂要>引文与翻刻本对照来看,翻刻本是真的.从<四时纂要>刻印历史、流传情况、书目著录和明清古籍引用<四时纂要>数量变化来考察,现行的"在我们北宋时已经失传"之说不确,其佚失当在明清之际.     

《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与《齐民要术》比较

<陈旉农书>和<齐民要术>一样,以"三才"理论为其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但它揭出了"盗天地之时利"的旗帜,在对天时以及天时与地利关系的把握、对"土宜论"和"土脉论"的认识,对农业生产中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这些思想和理论是江南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经验的结晶,标志着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新阶段.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学术价值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堪称"选学"奇葩,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分类汇纂《文选》选文辞藻,成为后代文人造语之资;所录辞藻之下引用的注释,保留着古注(如五臣注)的真相;而大量粘结呈现的二言三言片语,反映了汉语"缩略"构词的语言事实和新词的组构规律。     

类属关系偏正式双音词的特点及成因——以《齐民要术》为例

二语素为类属关系的双音词是偏正式双音词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类双音词和一般偏正式双音词不同,表意上存在羡余成分,语义上多为前正后偏式,形式上绝大多数是“属＋类”式,词性上都是“名＋名→名”式。《齐民要术》中这类以动植物为主的双音词,上古一般都以单音专名相称,后来逐渐构成类属关系的双音词。其主要原因是专名单称不能清晰、明确、准确地传递信息,同时有的专名词义后来逐渐扩大,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另外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双音词化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汉语大词典》与“古代四大农书”——兼论农业词汇对汉语词汇史的贡献

《汉语大词典》是当今国内最大的、最具权威的汉语语文辞典,词目约37.5万条,其中书证涉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古代四大农书＂的词目共有1506个。本文从词目的音节、书证位次等方面对这些词语作了统计与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以＂四大农书＂为代表的历代农书词汇对汉语词汇史的影响及贡献。另外,本文还简单列举了《汉语大词典》中与＂四大农书＂有关的词目释义不足之处。     

《古文辞类纂》与续补三种的异同

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曾国藩、王先谦、黎庶昌又各编一部古文辞选本。后三者都以《古文辞类纂》为基础,在收文上或增补或续接,部类设立上进行取舍与分合。     

明末清初江南作物栽培与灾害防治问题——以《补农书》为中心

张履祥的<补农书>作为中国农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比较突出地总结了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经验.以该书为中心的考察表明,江南一些农民在水稻、麦子、芋艿、洋芋、萝卜、白扁豆、瓜类等作物栽培中,精心讲究技术,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治灾害.他们努力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为乡土社会文明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     

试论宋代田园诗的绝响及其余音——以《四时田园杂兴》和《月泉吟社诗》为例

田园诗发展到宋代,有两部作品值得重视。一为《四时田园杂兴》,一为《月泉吟社诗》。前者无论从反映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在同类题材的诗作中都堪称空前绝后;后者则为前者的延续与发展,因所处时代的影响而别具特色。二者当为宋代田园诗歌的绝响与余音。     

明末湖州稻作与灾害防治问题——以沈氏《农书》为基础的考察

明末沈氏《农书》乃优秀之作。据该书反映,湖州农民重视水稻生产,积累了灾害防治的丰富技术经验,包括选用良种,冬天藏种,及时垦翻坂田,培育壮秧,深耕稻田,及早清除草害,因时、因地插秧,精心中耕管理,把握烤田要领,合理施肥,保证后期需水,建设圩区水利,灾后补种,分期收割等。如此系统的乡土经验,对稻区社会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唐赋节日活动书写——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主的考察

唐代为中国岁时节日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与前代相较,唐代不仅承袭了传统的节日,更有许多新创。尤其唐德宗创制中和节,除了节日中呈现君臣宴游玩乐之景象外,亦含蕴着追慕盛世的心理,其中百官进献农书更是国家重要的政策,因此德宗贞元十九年科举考试,侯喜、贾餗、胡直钧和郑式方均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题,说明了百官进献农书以重稼穑之举,其重农务本的思想丰富了当时以及后代民俗节日,影响了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创造,具有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心理意涵。由于中和节之活动内容在赋家铺陈、穷物的书写下,既扩大了辞赋之创作题材,也丰富了古代节日内涵,并影响及今日云丘山之中和文化,其所呈现之特殊文化意涵与审美风貌,实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与价值。     

袁承业纂《东台县志》稿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国东台士绅袁承业曾参与民国时期《东台县志》编纂,虽该志最终未成,但袁承业所纂《东台县志》相关部分则以私刻本和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且该志在1994年新修的《东台市志》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该志稿不仅对嘉庆《东台县志》原有内容有很多增补,更着力对晚清民国时期东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加以记述,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格古要论》和明代的文物鉴定学

曹昭的《格古要论》,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文物鉴定学著作,曾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四库馆臣对其有很高的评价,然而现代学术界却尚未有人对其作过深入研究,揭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此外,传统的古器物学,何以在明代出现了由金石铭文研究向器物鉴定、辨伪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何种学术倾向和社会风尚,这些本应在中国学术史上受到重视的问题,也罕有论及。本文对曹昭及《格古要论》的学术地位与价值作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论述,揭示了文物鉴定学在明代长足发展的原因及其在后世文物博物馆学界的影响,并藉以指出了明代学术史以及明代文人心态中某些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希望人们对明代文化总体面貌有较全面的认识。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对《少仪》篇改编的价值与意义解析

元代礼学家吴澄的《礼记纂言》对原本《礼记》中的十九篇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改编,《少仪》篇为其中之一。吴澄就其所划分的《少仪》篇的53个段落文句中的51个部分,按照一定的认识和解读进行了归类性的重新编排,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原本《少仪》的篇章,其中的内在逻辑及合理性是值得分析和探讨的。通过具体的对比和分析,可以看到吴澄是在有所研究、有所解读、有所归类的基础上对原本进行调整和改编的,目的在于使该篇整体上意思合乎原来最初撰作者所写的篇章原貌,同时使研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最初经典文本的规范性意义。参考清代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对《少仪》篇的分章结果,则正好可以用来验证吴澄对此篇具体段落文句剪裁的合理性。     

文化传播与文化增殖——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传播为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泰西新史揽要>经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翻译和广学会的刊印传入晚清社会,一时间举国争诵,"洛阳纸贵".由于其内容上对"变通观"和"进化论"的侧重以及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特点,这本在西方并不为人看重的历史作品得以在较广范围和较深层次冲击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特别是对维新派人士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文化传播中的"郢书燕说"现象也揭示了文化增殖的本质.     

《山居录》——我国现存最早的种药专著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收录唐人王旻的《山居录》,是一部主要记载药物栽培的古农书,也可以称作现存最早的种药专著。从书中涉及的人物、地名等史实,特别是所记李含光的谈话,可证其书编撰于唐玄宗天宝后期(748—755)。但书中正文有些后世窜入的内容,注文所引别本则异文纷歧,都有待于作认真的整理。     

中国古代语言边界思想阐释——以《道德经》和《周易》为例

通过对中国的古代经典《道德经》和《周易》中的语言边界思想进行阐释,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语言边界思想,并指出,就语言边界思想而言,《周易》和《道德经》的思想系统具有一脉相承性,体现了中国古代语言边界思想的系统延展性,由此发现中国的语言边界思想及其系统发展比西方思想史中有关语言边界的思想早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