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学与士阶层的从政心态

(一) 儒学创立之初,着眼点就是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问题。这当然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代表了古代中原历史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鲁国承袭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它体现了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特点:不同于古希腊和印度哲学,不是“爱智”,也不是“出世”,而是主张积极入世、探索为政之道和为人之道。 首创儒家的孔子,在鲁国有短期从政,但并未得到任用。到了战国时期,儒家门生多次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政治之为一种责任——古典政治哲学的启示

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不同,导致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差异.以整体性为本位的古典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责任进行分配,这在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有大致相同的认同.然而以个体性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权利进行分配虽在现代社会得以确认,但仍有借鉴古代政治思想的必要.作者以古代希腊政治哲学与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为视角,对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责任意识进行比较,阐述了古典政治责任的优先性及对现代政治的启示.     

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类型与核心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辩证思维比较发达。中国古代辩证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辩证法、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辩证法、以《易传》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等三种类型。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两一”关系问题视为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有的人侧重于“分”，有的人侧重于“合”，但总的倾向是全面把握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尽管中国古代辩证法尚处于自发阶段，但它的基本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通     

“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论争颇为热闹,论者机杼各出,时有高论妙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两个问题本身作出回答,而是打算从历史的纬度重点考察问题的由来,以及先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存在的困难。实际上,无论认定中国“有”哲学或者还是“没有”哲学,我们都无法不以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当下言说中国有没有“哲学”逃脱不了的“宿命”。     

中西传统史学略论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惊叹道:“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从文化历史溯源,中国史学不仅是古代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而且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最深渊薮。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西方世界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哲学和宗教文化,那么中国精神文化的最大载体则是史学文化。因此这是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巨大差异现象之一。     

中国古典物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三种形态

中国古典物哲学是古代中国的科学哲学,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如物、气、阴阳、五行等形成较早,但庄子(与惠子)创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科学哲学学派,提出了齐“物论”、齐万物与齐物我这三个中国古典物哲学的基本问题。邵雍及其弟子则形成古代中国第二个科学哲学学派,以象数学为特征。以方以智为核心的方氏学派是其第三种形态,它集中国古典物哲学之大成,是总结者,也是终结者,开启了中国科学哲学的近代化进程。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王忠良祁海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上有极大影响,古代文论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都与“气”有关,其中的“文气”论、“养气”论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气”又是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意识论的贡献

“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意识问题,一向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夫之是中国明清之际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元气本体论诚可谓博大和丰富,而他的意识论同样有许多精采的东西。可以说,他的意识论和本体论一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对意识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形神关系、心物关系、见闻和思虑的关系,以及意识修养与意识能动性的问题。王夫之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对历代唯心主义又能以扬弃的方式分析批判,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自己杰出的贡献。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

“中和”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通过对“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研究 ,不仅可以探索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生的一般规律 ,而且可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人的实践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探讨了“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自然、社会条件 ,论述了“中和”思维方式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历史过程。     

文艺生态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评张教授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

虽然文艺生态学是近年刚兴起的一门文艺新学科,但在中国古代文艺论著和文学作品中,却有着极其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十分浓郁的生态情怀。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使古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密切,从而形成了“自然之道”、“天人合一”等哲学观念。不但这些哲学观念蕴含着十分深邃的生态思想,而且在此哲学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妙造自然”、“情景交融”等众多艺术审美理论命题及在这些理论命题影响下而产生的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都蕴含着十分浓郁的文艺生态思想。因为中国古人在考虑文学艺术问题时,总是以人为核心,高度…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在天人关系、历史本质、历史动力、历史发展形式、历史发展进程、人的历史地位和君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思想范畴和命题,蕴涵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和鲜明的人文精神。先秦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建立时期,两汉到隋唐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展开和深化时期,从两宋到明清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新发展和总结时期,并呈现某些转型的动向。从天人关系的范畴或视域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心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凸显道德理性的历史认知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主流和精神所在。     

都江堰在科学技术史上的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四川省灌县城关(今都江堰市)西1.5公里处岷江中。它创建于公元前256年,至今已二千二百余年,防洪、运输,灌溉,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人们高度赞誉这一伟大的古代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奇迹”、“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观”、“永恒的工程”。这一著名的古代工程,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将它的科学技术价值纳入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评估,明确它的历史地位,似乎还很少涉及。本文对此问题试作探讨。 从世界历史考察,人类文明的摇篮与河流及水利紧密相关,灌溉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     

民本主义：人权话语本土理解的哲学基础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远神近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基调,包含了“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的个别性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内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引与体认西方人权理论的文化支点,更是西方人权理论在中国获得本土诠释与理解的哲学基石。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

摘 要:作为源头活水,《周易》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和谐思维的特色。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它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古代先民“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对其后中国哲学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