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论元嘉作家的骚体句式

两方面的因素促成元嘉作家骚体句式运用由《离骚》型向《九歌》型转移。首先,理性思维在作家思想中的上升推动文学观念的进步,他们要求文学精细深刻,富于规范美。其次,作家在士族文化影响下,主体心态日趋倾向纤柔。这两点导致元嘉作家偏爱形式对称稳定、描写细致、表情深婉的《九歌》型句式,促进骚体句式的艺术表现整体上发生转移。此外,元嘉作家有意识提高骚体句式地位,并用它改造某些文体,使之获得更大的应用范围。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大丹赋》:被遮蔽的骚体及其赋学意义

《周易参同契》是魏伯阳的代表作,其中不乏可供发掘的文学艺术财富。《大丹赋》列于《周易参同契》之中,由骚体歌辞构成,文辞包涵易学和道家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仙道气息,融入汉代的文化,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丹易参同、情理合契的艺术价值,解读它需要明确其中的象征含义。《大丹赋》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系列丹技类赋开风气之作,在赋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