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

弗雷泽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贯通古今的知识贮备为以比较研究为特色的新人文学开辟出路径,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学者将中国的学问传统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视野相联结,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视野相结合的跨学科方向——文学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在历经十余年的开拓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学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观（文学观）,也就是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无文字民族的多元活态文学提升到大传统的地位,用多重证据法来实现具体研究操作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性。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凸显了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意义。     

“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

2012年11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协助下,跨学科学术平台"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中心成立之际举办了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迄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三：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体现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将文学从属于政治;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可克服上述偏见。     

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再思考

背景和问题 中国文学人类学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清晰的学术脉络。其研究角度包括：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以及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其具体的研究实践及成果有：口头文学的研究（朝戈金、徐新建等）、重释中国古代经典以及“四重证据法”的运用（叶舒宪）、表述问题（徐新建）、仪式理论解读作品（彭兆荣）等理论方法的总结和运用。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以几种批评个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以文学人类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文化诗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移植等个案为例,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进行了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转向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视域反思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国文学人类学以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文学。在理论上,它主要借鉴了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以及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研究。神话原型批评在理论生成上存在着严重的比附性,本身并不科学,对它的过度依赖令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视域狭窄。从根本上看,文学人类学是一种文化研究,侧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它无法从整体上揭示文学的特性,也无法逃避文化泛化与相对性的困扰。因此,创建本土化的批评理论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但始终没有脱离各民族的实际 ,在为中国各民族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面对新世纪 ,中国民族学的前景、研究取向 ,只能置于新的世界格局中来加以审视 ,在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前提下 ,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 ,在为西部开发和民族地区现代化做贡献的同时 ,也可进一步丰富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警醒、感恩和展望——写在中国文学人类学获国家立项之际

2011年,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题的学术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的立项,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文章在此回顾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感谢了支持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前辈,并提出了未来需要警醒的问题。     

警醒、感恩和展望——写在中国文学人类学获国家立项之际

2011年,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题的学术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的立项．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文章在此回顾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感谢了支持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前辈,并提出了未来需要警醒的问题。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迷途与通途——对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反思

中国百年的文论建设是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从清末的王国维等一代学人倡导学习西学到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它的理论轨迹是从政治的诉求到审美的诉求,再从审美的诉求转向文化的诉求。在这种不断的转型中,中国的文论建设困惑重重,中西融合的建设思路是一条可取的通途。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纪念杨周翰教授90冥诞

杨周翰教授是我国杰出的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比较文学专家,特别以17世纪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著名于世。他之所以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得益于他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独特认识与要求,即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他本人研究英国文学的著作无不透露出他内心深藏的中国文化底蕴。他是新时期最早介绍和提倡比较文学学科的学者之一,曾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实际的比较文学研究,并对这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它们无论是对于比较文学界,还是对于外国及中国文学研究界、文学理论研究界,直到今天都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建国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次是苏联文论。在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苏联文论承接的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论传统,这一传统又与整个欧洲学术传统相衔接。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都有学理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论开始"解冻",这一理论动态也能够迅速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影响。建国初期,在中西方古典文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失语的情况下,苏联文论成为国内理论工作者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     

早期南洋华文新文学借鉴西方文学特点小议

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个文学实体———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既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分支,又开始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品格和文学特点;既吸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又及时积极地学习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先进经验与艺术手法。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理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兴起

神话原型批评由西学东渐到生根本土,经历了从弗莱理论向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延伸与转化。其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都具有明确的学科建构意识,他们力图借助人类学观念来促成国学的更新,以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转型为终极目的,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范畴。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研究,为西方理论旅行中国提供了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实例。     

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作为中西文学真正交流的开始,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有着密切联系。在文学实践上,林译小说打开了中国人的世界文学视野,将小说纳入了正统文学观;林纾以其翻译实绩丰富了近代小说的类型;外国小说的叙事也引起了林纾对传统文学叙事功能的新理解,催生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与日记体。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