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宣传攻势策略分析

新世纪以来,纳萨尔派被印度政府视为“最大的内患”,国家采取综合策略进行遏制和剿灭。政府和媒体发动的宣传攻势企图解构纳萨尔派的革命话语,破除其救赎神话,并为政府进行血腥镇压提供合法性基础。政府、警察和媒体的宣传策略包括:争夺公共话语权、强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渲染“纳萨尔威胁论”以及将纳萨尔派妖魔化和社会病理化等。这些措施在推动纳萨尔派罪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共同建构着纳萨尔派成为国家的重要威胁。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开展的宣传攻势犹如在公共领域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场无形的文化战争对纳萨尔派同样生死攸关。     

不断革命论:“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

“不断革命”论阐述了“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前提、根本原因、赶超目标和主要努力方向、途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问题,因而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同时,“大跃进”运动年代里的一些言论也指出“不断革命”论是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史学界对此认识不清。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随着中印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印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为了主导印太地区事务、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美国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之后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总统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思维，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战略挑战。考虑到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薄弱环节且中印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政府将印度视为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加强同印度在政治、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试图拉拢印度加入制衡中国的阵营。在此背景下，中印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包括经贸合作受阻、边境问题突出和印度洋矛盾凸显等。对此，中国应积极应对美国地缘战略挑战，推动中印关系向好发展。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     

是“探照灯”还是“闪光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期间publicity的意蕴变化简析

本文尝试用"概念史"研究方法追踪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期间"Publicity"在词义上的变化及其与社会情境的关系。此际的Publicity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含义:运动初期,主要指"迫使……公开";运动高潮阶段,主要指遏制不义的"启蒙性的探照灯";运动尾声,主要指为政府或企业立场推销的"焦点更加狭隘的闪光灯"。三个阶段的意蕴演进,是进步主义者思维运作和话语表达的逻辑结果。     

“闹大”与“柔化”:民间环保组织的行动策略

民间环保组织的行动使命是力求通过与地方政府建构“合作”关系来协助治理日渐严峻的环境问题。基于对“绿色潇湘”这一民间环保组织的研究发现,民间环保组织要获得与地方政府“合作”机会,进而配合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实施有效治理策略,一般会采取“闹大”与“柔化”相结合的行动策略。为了协助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环境治理行动,民间环保组织基于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造势”、借助志愿者行动“线下做事”、契合政策导向“顺势而为”实施“闹大”策略。为了维持与地方政府的有效合作,民间环保组织秉持“站在政府对面而非对立面”的谋划合作、“唱白脸和唱红脸”的双面配合、“做阳谋而不做阴谋”的提出问题、“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的处事方式的“柔化”策略。“柔化”是“闹大”的延续,是在有限的政治空间内寻找最大利益平衡点的行动策略转型,进而推动环境治理实践取得成效。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重庆号”起义原因初探

震惊中外的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成功，其原因从国民党方面讲，是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政策所决定的；从共产党方面讲，是我党正确贯彻与执行“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的策略思想的必然结果；是蒋军中广大爱国官兵积极支持与配合起义工作的结果。     

论印度“东进”政策

冷战结束后 ,印度出台面向东亚、东南亚的新亚洲外交政策 ,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全面合作 ,以此作为印度提高国际地位和通向大国目标的途径之一。本文拟从印度推行“东进”政策的背景、意图、现状、前景及对中国、亚太战略格局的影响等方面对印度这一外交战略作一剖析     

经济援助与肯尼迪政府的“新非洲”政策

为遏制苏联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加强冷战争夺,肯尼迪政府大力调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经济援助成为肯尼迪政府“新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通过扩大援助规模、丰富援助种类、扩展援助国别分布等方法,肯尼迪时期美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和对它们的影响。     

论五代中央职官的"失职"与"君主专制"

五代中央职官制度虽承唐代,但又具一时之制的特点。三省权力的省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官失其职"使三省六部出现了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但在效能上,由于失去制约,并没有达到君主专制的预期目的。具体而言:相权与枢密使权力分配失衡,失去权力的制约;重武人,轻文人,失去力量的制约;尚力量,轻纲纪,失去制度的制约。宋初在解决方镇问题的基础上,采取了制约机制,扭转了五代"失制"的局面,形成宋式专制体制,历史真正地走出了方镇时代。     

论杜佑的《通典·兵典》

杜佑的《通典·兵典》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因而对于军事制度的考证显得十分薄弱,达不到全书中其它制度那种溯源明流、贯通古今的效果,但依然给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诸多方面提供了方便。杜佑认为军事附属于刑法,美化府兵制,否定募兵制,对安禄山叛乱的必然性作出机械的解释,是其不足之处;但对迷信运用于战争持批判和分析态度,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     

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考察(1951-1968)

依据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可对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综观1951年到1968年美国的西藏政策,大体上经过一个推动达赖集团抵制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定》的实施,策动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出逃,再到利用联合国工具和所谓"西藏人权"、"民族自决"的口号,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积极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分裂祖国、"遏制"和"牵制"中国的过程。美国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十分消极的负面影响,并成为藏独势力分裂祖国和国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所谓"依据"。     

精英游说组织与杜鲁门政府军事遏制政策的构建

成立于1950年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是美国二战期间及战后国家安全危机,尤其是朝鲜战争危机的产物。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全部游说工作始终服务于NSC-68号文件所倡导的军事遏制政策。当前危险委员会主要通过影响三项国会立法,推进军事遏制政策的构建,即向西欧派遣军队、普遍兵役制和共同安全援助立法。另外,它也通过报刊、广播等传媒手段寻求扩大民意基础。当前危险委员会属于精英游说组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重新武装西欧作为对苏军事遏制的桥头堡是其主要目标;在公民组织的外衣下,它在游说行动上不仅发挥着杜鲁门行政当局“传声筒”的作用,同时也寻求在NSC-68号文件的框架内塑造具体的国家安全政策,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     

论散打与《孙子兵法》

针对散打竞技特点,论述“兵法”和“拳战”相同之处。举《孙子兵法》中的五例进行讨论分析,说明《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对散打技战术的运用亦具有指导意义。     

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理论"

1949-1978年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证明,诺思的国家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行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政府的经济人行为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断改变经济交易的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完全失去激励,使经济增长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我国政府还具有强大的设计制度结构的功能:从工业化发展目标出发,改变土地产权结构,并创造出相应的组织、政策及意识形态。政府的这一功能已经超出了诺思国家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

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却为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的决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却在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意愿相背离。     

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建立外交机构;开办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兴办机器制造工业;设立译书局翻译西书;……当时的这些重大政策调整和举措,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由卑洋、拒洋,转而学洋、通洋。其时创办的众多报刊又对文学作品（包括雅俗共赏的小说）产生广泛需求。于是,此前仍保留着古代传统面貌的小说理论批评发生新变化,开始引进、借鉴西方小说理论。     

“主贝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探讨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背景下,随着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与民众的强烈愿望。转变政府的施政理念,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设新型的政府问责文化,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是建设"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