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安全视角下的西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构

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是与边疆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和谐民族关系建构有赖于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边疆地区而言,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是扩大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关键。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北边疆地区应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纽带,以生产领域的民族互嵌为重点,推动民族互嵌式社会构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边疆和谐民族关系发展;以区域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取代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少数民族治理理念,搭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平台,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边疆安全、边疆开发与明代中朝交往的互动

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明代中朝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建设,为双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安全及物质上的保障。而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融洽,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与开发程度。这一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明代中朝两国之间,而且在古代东亚世界的邻国交往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再繁荣的法律保障

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作为我国西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实施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笔者由探讨历史上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地区的发展繁荣与渐趋衰落入手 ,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国家在开发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时应给予的政策支持 ,尤其是法律保障     

全面抗战时期边疆社会教育问题研究——以《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受列强渗透、侵略、环逼,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国民政府组建了边疆教育委员会作为边疆教育的专门咨询和建议机构,为边疆社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及措施。该委员会各成员在实地考察调研或总结自身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分析边疆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应措施。这对创设和发展边疆社会教育,推动边疆社会教育的产生、转变民众教育观念、开通民智民气等产生了积极意义。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     

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建设的政策与法律措施——以中国金融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改善法制环境的目的在于取得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以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目标通过何种路径得以实现是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为此,有必要借鉴国际金融法律环境与监管制度的理论,结合中国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立法建议。本文通过考察"功能理论"与"支配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地位,认为"功能理论"可为构建完备的金融监管体制与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可行、合理的结构图;"支配理论"可为中国取得国际金融监管事务的话语权、保障金融安全、完善法制环境提供较为全面的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中国获得相关领域的话语权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与立法建议。     

法律语境下的汉代文学——以汉赋为例

汉赋以“通过文学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文学”的形式,对汉代的立法、司法、执法通过铺陈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汉赋中表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理想主要有:支持天罚神断、天人合一的思想;借助鬼神追求绝对公平的愿望;提倡德主刑辅的精神等.赋作家在作品中建构出盛世图景,表达其政治理想,推动了礼法制度的改善和进步.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学科路径探析——以边疆安全学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推进相应的学科发展为学理基础和人才供给来源。为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水平,可进一步探索多元学科路径,发挥多元学科研究者的合力,共同推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下建设边疆安全学,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边疆民族地区繁荣稳定基础提供重要的学科支撑。边疆安全学以边疆场域下的国家安全为研究对象,涉及范围涵盖“三边”,而其研究议题包括传统、非传统及新型安全问题三方面。从自身定位来看,边疆安全学具有综合、特定、融通国际国内、应用型等属性。当前,可从明确边疆安全学分支方向体系、建设边疆安全学学术共同体、打造边疆安全学研究力量,以及提升边疆安全学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实践,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下的边疆安全学建设。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汉王朝维护北部边疆的军事安全的考量,然而其繁盛却要归因于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兴盛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提升了汉王朝的国力: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强化了汉朝人的国家认同感与强汉意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大幅度提高了汉王朝的国际地位,汉王朝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广州不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近几年来,广州多家报纸特别是《广州日报》连续发表专家学者文章和新闻报道,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广州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最早始发港”、“最早起点”等。本文据古今有关史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西汉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原因及启示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讨伐匈奴的胜利和西域屯垦促进了丝路贸易,而由政府主导的对外贸易、丝绸作为传统商品的优势,以及中转贸易的桥梁作用和兴盛的国际市场,带来了丝绸之路在西汉走向繁荣。这些因素对我国新时期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

早在汉朝 ,中国就开辟了由日南、合浦、徐闻为始发港 ,至东南亚 ,南亚远至非洲东岸肯尼亚等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在过去海上丝路研究中 ,对合浦是海上丝路始发港多有忽略。以汉时合浦在航贸、地理、文物、资源、军事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 ,对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作进一步探讨。     

汉代边郡军粮廪给问题探讨

粮食供给是军队后勤给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边塞地区军粮主要供给吏卒及其家属,也用于借贷和马、牛、驼、狗之食。从量制、时制、身份差别、劳动强度和年龄、性别等方面,分析了军队吏卒和吏卒家属口粮分等廪给的具体情况及其影响要素,从而揭示出汉代军粮供给体制的内在规律。正是由于汉代军粮廪给有章可循,才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后勤的供应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了军队平时守土卫边和战时有效打击来犯之敌。     

汉代军队医疗保障制度初探

汉代政府比较重视军队医疗保障,在军队中设有医疗机构,机构编制中有军医、医吏、医卒等人员,其职责任务明确.对军队中各种疾病及时的诊断和汤、丸、散、膏、丹等药物及外科手术、包扎、针灸、外敷等治疗,对有病将士实行巡诊接诊、病情报告、病休请假销假、传染病人隔离、病亡将士抚恤等制度,反映了汉代军队医疗在组织人员、药物和医疗技术、制度等方面有了相当水平的保障.     

汉代太白星占及其军事、政治功能论析

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星占学中,太白金星是一颗著名的灾星、罚星,主兵事和杀伐,其占辞多与军事有关。太白昼见和经天、太白入犯太微及太白与其他四行星合犯等严重“失行”天象都被视为战争和社会治乱的征兆,成为军事决策的重要参考和大臣、儒生上书劝谏帝王实行仁政、改革吏治的借口,在汉代社会军事和政治领域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汉代私兵器与社会治安

汉代法律承认绝大多数民众持有私兵器的合法性,因此汉代民众广泛持有私兵器。但笔者认为,汉代私兵器的广泛存在并不是影响汉代社会治安稳定的主要原因。仅就汉代社会治安来讲,汉代民众持有私兵器之风与汉代社会治安稳定与否没有必然联系,真正影响汉代社会治安稳定的症结当另有所在。归根结底破坏汉代社会治安以及制造社会治安问题的主要是统治阶级本身,汉代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又是问题的关键。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论东汉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兼与王世平先生商榷

丝路起点具有历史阶段性。本文拟以东汉洛阳为例 ,从可能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长安。东汉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 ,具备了成为丝路起点的条件。而以洛阳为起点的中西间经济 ,文化交流在事实上奠定了东汉洛阳丝路起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