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

由于卢卡奇等人同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激烈论战,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问题成为一个超越一般思想史意义而关乎对马克思学说之性质判断的议题。此一议题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意义。 本文试图论证：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之相互关联的核心枢轴是社会现实的概念及其展开过程的具体化,必须依循此一枢轴来对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作出决定性的阐述。而那些否认或排除这一渊源的企图,实际上意味着阉割马克思学说中社会现实的一度及其实体性内容,从而也意味着使这一学说退行性地从属于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     

也谈青年马克思未来社会观的性质——对三个焦点问题的回应

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未来社会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马克思中后期的经典著作同样从哲学角度论证未来社会学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用经济学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剩余价值学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唯一条件，将其作为判定马克思未来社会观性质的根本标准是不可取、不公允的。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从首知马克思的中国人到马克思主义的好朋友——兼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诞生后,迅速在欧美诸国、稍后在日本传播。但闭关已久、然后是被迫局部开放的中国,长期以来对这个人类社会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处于背闻状态。直至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后的19世纪末,中国的先进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仍不知马克思,此时的孙中山却成为中国对马克思背闻中的先知者,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探索者。一、接触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之始     

“云南三王”:从“亢慕义斋”走出的革命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团体。100年前,李大钊组织有进步思想的北大学子在这里翻译了大量外文马列著作,成为有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最早的翻译队伍中,有3位云南人,他们是德文组的王有德和法文组的王复生、王德三,被同学们称为"云南三王"。     

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自然状态的假设,以及自然人通过达成社会契约而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自然权利学说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非人类历史上真实和普遍存在过的事实,而只是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经验中反推出来的一种理论假定状态,它对经验的依赖使得早期自然权利学说是存在缺陷的。针对早期自然权利理论的这一问题,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都进行了批判。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以先天形式演绎的方式来建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和权利理论,克服之前自然权利学说的经验品格。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不过与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路不同,他们认为,关于人类自由的政治哲学理论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也不是规范主义的,而是"事实的规范性"的。只有从以"事实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非从自然权利学说出发,才可以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的真实状况。在马克思等人的彻底批判之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最终走向了解体。     

再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探究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学说，异化劳动是贯穿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本概念，马克思运用生产劳动的概念去解释人的本质，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基础。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2条线索分析探究了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他关于人的本质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及其意义

本文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不可能理解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国家公共性思想的空想社会主义渊源

空想社会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国家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话语渊源性是毋庸置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包容宏富、题域广泛,整体一致而又各具特色：早期感性描写阶段的政治民主和执政为公思想,中期理性论证阶段的对国家公职人员施以严格的选免、监督制度和廉政思想,以及晚期理论实验阶段的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国家消亡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虽有“空想”与“科学”之分,但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性学说中的那些实质精神和价值原则,也是为马克思的国家公共性思想所秉持的科学性观点。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背景及特点分析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在近代留学潮、爱国救亡运动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合力推动下,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核心要义、限制因素、实现路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作了阐释解读。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语言“接地气”、形式多样化、不同派别通力合作、传播的相对片面性等几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点。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历史作一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和起源的思考及其意义

对资本的本质和起源的理解是马克思展开其资本批判的前提,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必须首先弄懂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的思考是从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开始的,又本质地关联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其起源则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确立。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进而,他呼唤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     

重新认识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

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形态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论。然而,通观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马克思反对将西欧历史模式作为普世规则套用于东方国家,认为中古世界是多途演进的,决非单线直进。马克思尖锐批评滥用“封建”,认为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以马克思论封建的逻辑推断,周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不宜被称作“封建社会”。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

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我们必须要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较为系统地加以展开。他以唯物史观为根源,在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于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和问题。其实质是: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产物的世界历史,虽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而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基本前提。     

再度走进马克思的自然理论视域——论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批判维度

当马克思实现了在“实践原则”上确立自然理论的本体论的基石后,马克思便把自己的目光转到了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面向事情本身”,经济学的且也是哲学的追问了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状况,在这里,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批判维度跃然纸上。同时,这一理论的批判维度也使马克思成为当代哲学主题对话的积极参与者。     

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是对其唯物史观的高度浓缩。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有机体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体。站在这个理论视角上,我们能探索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如下的规律: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社会发展呈现出周期性。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生态哲学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认为自然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与人关系恶化的结果,解决自然的异化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才能实现。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些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人的感性活动”在马克思存在思想中的地位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中,"人的感性活动"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方式,它既是马克思哲学探索的逻辑出发点,又是马克思视野中的元存在,处于奠基性的地位。马克思正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并且围绕"人的感性活动"理论的展开才彻底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开辟了他哲学探索比海德格尔更成功的生存论转向。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现代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视野等问题,还很不足。从现代化视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合理的思路。马克思有其独特的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包括其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研究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及其中国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