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2．0背景下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互联网2．0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体系。在此背景下,民意与司法的微妙平衡被打破,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内容的即时性和潜在的无限性促进司法公开;传播者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监督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交互信息渗透司法程序;草根观点挑战法律规定;个性化声音影响理性判断。要重新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一是要发挥网络集体智慧,加强对司法的民意监督：司法过程谨慎吸纳民意;立法环节充分考虑民意。二是要建立合理机制程序,依法规制民意：合理机制消化民意;正当程序实现法治。     

论司法的民意困境及其破解

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它在给司法带来有利作用的同时,也影响着司法的自治性、司法程序的主治性和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使司法陷入民意困境。而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要破解这种困境,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作用机理及本质探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法律的精神与民意的价值是一致的,依法裁判符合民意期待;但当法律精神与积极民意明显相左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精神可资遵从时,以认真、审慎的态度依据承载积极民意的非规范性法源裁判,有其必要性。民意本身并不足以干预司法,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才能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在司法尚难有效独立的现状下,在刑事司法中考量民意,使司法与权力、民意之间构成三方制衡态势,或属相对合理之举。     

网络舆情之于司法审判:冲突与优化

网络舆情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正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司法审判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已经有多起案件通过互联网影响并左右了司法裁判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既是独立性的司法,也是回应性的司法,只有通过完善司法程序本身的技术灵活性以增强审判活动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尤其是网络时代背景下处理社会冲突的能力,积极地回应民意对司法的公正期待和正义需求,以制度消解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才能实现审判权与网络舆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刍议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民意与司法裁判博弈的法律现象被不断复制和演化,民意的热度参与在促进司法改革及提升司法裁判品质的同时,亦可能贬损司法独立和侵蚀司法公正。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司法裁判如何合理、有序吸纳民意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     

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原因探析

从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冲突详细论述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情形,正确认识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也是提高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判决社会认同度的基础。     

传媒对司法的冲击与应对

司法的公开与公正需要传媒的报道和监督,传媒的新闻自由需要法律来保障。当新闻自由僭越了监督底线,传媒通过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到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司法程序时,传媒对司法的冲击也就随之产生。传媒对司法的冲击在一些典型的司法案件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药家鑫案”“夏俊峰案”“李天一案”等。传媒对司法产生冲击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传媒占据了报道司法案件的优先发言权之位置;二是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三是传媒推动司法进程的现实作用使公众更为认同。只有化解传媒对司法的冲击,建立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更有利于我国良好司法环境的形成。为此,一是要准确定位传媒在司法中的作用;二是传媒工作者应坚持职业操守、增强法制观念、坚守司法底线;三是司法机关应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及时、充分地公开案件进展情况;四是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考量民意,而不能为民意或传媒所左右。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基于概念的解读

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是公众在对因为某种原因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刑事案件认知、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形成的带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意见.民意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关(直接或潜在)但被国家排斥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一种重要利益的体现.司法以审慎的态度吸纳有效民意,符合司法民主的要求,并可克服法律滞后于生活之弊端.民意的刑事政策化则是实现民众合理司法诉求的有效途径.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

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民意存在的问题有：民意表达欠缺合理性基础、正当的民意表达与不当干预并存、法院对如何处理民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有必要建构一个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机制,从民意书的主体及表达方式、民意书的提交与公开、法院对民意的回应等方面规范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在司法裁判中吸纳合理的民意成分,确保司法裁判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论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存在着既统一又时立的密切关系。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促使司法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司法人员廉洁自律和文明办案和实现审判的公正高效;新闻舆论监督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则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用法律来规范新闻舆论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     

转型期司法语境中的民意表达——以当下若干公案为分析标本

民意具有法律民意与公众意见、公开民意与潜隐民意分型。借由权力部门和媒体、公众、学者意见构筑了民意表达二维构造。在静态层面,民意表达又具有直观性与非专业性、倾向性与流动性、广泛性与非组织性的特质。在民意表达过程中,公众表达自由与当事人正当权益、独立性司法与结构性诉讼、法律发展动因与非制度化表达恣意是其潜藏着的矛盾。要改变这些现状,司法部门应及时发布案情资讯,在改造程序化制度装置基础上,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当司法遭遇民意——以吴英案为例

昊英案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和民意关系的探讨。许多学者坚持“司法的归司法,舆论的归舆论”,即民意不得干预司法审判。其实,这一司法伦理规则仅适用于立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情形。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司法并非与民意天然隔绝,随着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司法伦理规则是逐步确立并完善的。中国目前仍处于形式法治初创时期,不应一味机械地模仿成熟法治国家的司法伦理规则。     

论法官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法官的法律解释是弥合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合理性之间矛盾的重要方式,其有利于克服法律的僵化,使法律回应社会的实际需要.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可能陷入恣意.因此,本文认为必须构筑完善的法官遴选制度,要求法官恪守程序规定,为自己的解释结果说明理由.     

论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豁免”

近年来,状告新闻媒体的官司急剧升温,越来越多的诉讼干扰,已令新闻单位穷于应付。在《新闻法》迟迟未出台的今天,法律该如何为舆论监督“撑腰”,新闻侵权与普通的民事侵权是否完全一样等关键性问题,亟待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解决,以利于舆论监督的正常行使。基于新闻报道的特点和作用,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代言人,应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有所区别,依法应该享有其作为特殊主体的特殊权利,即法律责任“豁免”,这在舆论监督权的法律保护存在着严重失衡现象的当今,尤显重要。     

和谐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司法的互动是正和博弈

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律事件中的社会舆论,具有多元化的态势和全新的现代性特质。和谐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主要关系不仅不是冲突关系,反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即博弈论视角中的正和博弈关系。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舆论监督并不会影响司法独立,反而是实现司法独立的重要保证。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权独立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参与法治建设、交流讨论典型司法案件、表达观点的平台。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司法过程和裁判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舆论影响。目前我国舆论监督体系缺乏制度规范,对司法独立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网络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与司法权独立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同价值目标,决定了必须在舆论和司法之间培育起健康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寻求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既保障开放的舆论空间,又坚持司法权独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