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对古代文书学研究的贡献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充分利用先秦直至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献档案,对历代文书的发展演变、公文写作理论以及文书工作制度的概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古代文书学理论体系,其研究成果在中、外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书学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刘勰树立了利用历史文献档案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典范。他对于古代文书学的研究,对于现代文书理论的研究与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书事业的重大贡献

孔子利用文书档案，所著《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既开我国文书档案利用之先河，又为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庆元条法事类》看宋代的文书制度

《庆元条法事类》(以下简称《事类》)是宋朝法典之一,宁宗嘉泰二年(1202)七月由右丞相谢深甫监修编成。全书分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等16门。《文书门》尚存两卷,对宋代公文官书制度作了详细具体规定,其中某些原则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一、文书的类别和格式为了加快公文官书的往来运转,提高办事效率,《事类》对于采用何种公文以及文书格式都作了统一规定。皇帝颁发的命令文书有册书、制书、诰命、敕书、御札、敕榜等7种。如册书用于立后妃,封亲     

新书简讯

雷荣广、姚乐野著的《清代文书纲要》,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12月出版。这本17万字的专著共分八章:一、有关清代公文的几种文书制度;二、清代文文书的程式结构与用语;三、清代公文的稿本;四、清代文书工作的机构与人员;五、官府往来文书;六、奏疏;七、诏令文书;八、清代常用公文用语的分类与选择。     

浅谈我国档案的开放问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1987年9月5日通过,国家主席李先念第58号命令颁布,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档案事业的第一部法律,它标志着我国档案事业在改革开放中正走上依法建设的新阶段。《档案法》的颁布,不仅从法律上明确了档案与档案事业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档案的保护、管理以及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同时对于我国档案的开放利用问题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我们     

《周礼》中记载的法律文书与档案

《周礼》是一部记载描述先秦政治制度的经典。其中，较详细地记述了法律诉讼的过程。在法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文书、档案，无论判决、执行，都要以文书、档案作为依据，现代诉讼活动如此，古代亦然。《周礼》在记述法律活动的程序和制度时，也介绍了一些法律诉讼活动中的文书和档案。了解先秦法律活动和文书、档案工作的一些特点，有益于法律史、文书与档案史的研究。     

关于文书立卷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从文书立卷改革的必要性、优点、措施和目的等方面，阐述了如何贯彻落实《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并就《规则》的贯彻对深化归档改革，促进档案事业发展进行了阐述。     

古代朝鲜官吏汉语教科书《吏文》的语言面貌

《吏文》是朝鲜王朝时期官吏们学习公文语言的教科书,收录了一些今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公文书,其中有些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口语现象,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介绍《吏文》中叙述语言、对话语言、白话圣旨及公文套语等语言的特点,并讨论丽末鲜初的公文语言中从夹杂大量口语到渐趋典雅的现象及成因。文中指出,《吏文》中保留的明初白话圣旨是应朝鲜王朝的特殊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朝鲜吏文教育的增强,官吏文书渐趋文言。     

对文书档案收集工作规范化的看法

随着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书档案的利用需求面开阔了,利用数量也急剧上升,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档案工作的基础是档案收集工作,要开发文书档案信息,完善利用的前提便是实施文书档案收集工作的规范化,收集到合乎规范的文书档案。以下就文书档案收集工作规范化问题谈几点想法。     

谈公务文书的语言运用

公务文书(即通常说的“公文”)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文体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据考证,我国最早的文字档案——甲骨文中的部分篇章已初具公务文书的雏形,《尚书》中的典谟诰誓等逐渐完善了这种体式;此后,秦代的制诏谕奏,汉朝的表疏律令,以及后来的尺牍表册,碑碣志铭、法律条例等,都是公务文书在各朝代的演化和发展。到今天,它已成为发布法律规章,处理实际事务,传递交流信息,参与国家管理,发挥实际效用的语文体式,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的性质决定了公文的语言运用必须以实用为最高准则,必须以说明为主,结合记叙、议论进行综合表达。在表现方式上,公文主要采用书面语形式,因为“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之类全凭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①,因此书面语形式是公务文书的典型表达形式。 公务文书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语体,也有别于说明书、科技论文等科学语体,它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而鲜明的待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上行文"机关代字"的规范化

国家现行公文处理办法未对上行文"机关代字"作出明确规定,致使目前上行文"机关代字"存在一些混乱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公文的规范化管理,而且还给公文教学和写作带来混乱.在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使用上行文"机关代字"的建议.     

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争点新诠

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侵犯客体是文书的证据机能。公文书和私文书的界限在于文书是否出自于公务人员职务上的制作,并且是否具有证据机能。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据罪的伪造、变造包括有形伪造、有形变造和无形伪造、无形变造两种形式。该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以行使为目的”的主观目的限定。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论曹操公文的写作特色和成就

曹操在公文写作上一改两汉靡丽、骈文化的公文文风。内容上不拘传统,叙事简洁严明,语言典雅简炼,篇幅短小精焊,体现了公文与散文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成了公文与文学散文正式分野的重要标志,这在公文写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值得当代公文写作借鉴。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透视公文体式写作研究之现状

公文体式写作研究阐述最简易的类型是浅显知识介绍,通常以"怎样写**"的模式出现。这只能算是一种启蒙教育。公文体式写作研究阐述最普遍、流行时间最长的类型要数"格式说明+例文"的简易模式。这种模式比起浅显知识介绍型来,有所进步,但非常有限。问题主要在于运用这种模式过于简单,过于粗疏,在例文的引用列举上尤其如此。这表现在一个公文体式只举一篇例文,而且没有分析说明;一个公文体式举有多篇例文,但同样没有分析说明;错用例文而产生误导;错用病文作范文而产生误导;推荐病文作范文而加深误导等。公文体式写作研究逡巡不前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至今仍普遍认为公文写作只是一种简易、机械的技术操作,所谓的公文写作学是不存在的;原因之二是公文写作研究人员的队伍尚不精锐有力,特别是缺乏能真正统领大军冲锋陷阵的将领和统帅。(打破这种现状的)突破口是群策群力,及早编创一部能极有效地指导公文写作实践的新经典《现代"尚书"》来。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包括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以及对内阁的改组等。文官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皇亲勋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西方,来达到权力制衡,并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机构改革。清末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