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

有辽一代,每有高官显贵去世,辽朝的皇帝们大都要派遣临时使职官前往,处理丧葬诸事。诸如"总襄事"襄理丧事,护灵官礼送灵榇,敕祭使祭奠赙赗,"治攒厝"护棺督殡,"督营造"监凿茔穴,发引使执绋引柩,敕葬使主持葬仪,传旨官宣诏追封,等等。这表明,辽朝建国后,特别是到辽代中后期的圣、兴、道及天祚四朝,以儒家礼仪文化为重要构件的汉文化,已为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的辽朝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虚实相间：模式化和写真视阈下与辽人“性格”相关内容之书写——以辽代石刻文字为史料

检索出土辽代石刻文字发现,辽人墓志铭作者在书写志主“性格”及与其相关的“姿容”“行为”及“命运”等内容时,大多从“模式化”和“写真”双重视角切入,交替映现“性格”关联“姿容”,“性格”支配“行为”,“性格”影响“命运”等文本景观。但其中也有些书写内容属于溢出常态之外者,需要稍作辨析或说明。     

辽代胡人乐舞纹玉带及相关问题探讨

玉带,是我国古人所使用的一种饰玉腰带.目前出土的辽代玉带并不是很多,有十几副,完整的较少,且大多数玉带素面无纹饰,这就使得敖汉旗出土的这组胡人乐舞纹玉带显得尤为突出.这套玉带饰由玉铊尾及8块玉带銙组成.8件玉带銙上的胡人皆为半盘坐,分别作饮酒、吹笙、打拍板、吹长笛、弹琵琶、击毛员鼓、击鸡娄鼓、吹觱篥状.所刻人物服饰和面部略同,均为卷发,深目,高鼻,长须,身穿胡服,足蹬长靴.本文通过对玉带乐舞图案的考释,初步确定胡人玉带的主题为西域乐舞,并从乐器的组合情况分析出演奏的音乐为龟兹乐,从舞姿判断玉带的铊尾上表现的是胡腾舞,最后延伸探讨了与玉带有关的其他问题.     

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例

辽金时代,"科尔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备受当时统治者的关注。辽朝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长春州,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南部,长春州是辽朝中后期历代皇帝春捺钵时选择的固定地点。辽代的很多军国大事,大政方针的制定都在这一地区,长春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试以长春州为例,来阐述辽代的科尔沁及其重要地位。     

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

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是辽代新建城市的集中地,受契丹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草原地区的城市群体呈现出了一定特点：一是以移民城市居多;二是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三是主要分布于东南方;四是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     

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

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是辽代新建城市的集中地,受契丹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草原地区的城市群体呈现出了一定特点:一是以移民城市居多;二是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三是主要分布于东南方;四是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     

皇权支配下辽代汉人权贵家族的命运演变——以韩知古家族为例

韩知古家族是辽代最为显赫的汉人权贵家族。韩知古家族成员对皇权的巩固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做出卓越贡献。同时,韩知古家族地位的嬗变与皇权关系紧密相连,由此进一步揭示了皇权对其家族的支配与制约作用。     

科尔沁沙地辽代聚落与现代农业聚落分布的规律——以内蒙古通辽市二林场区域为例

结合文物普查资料并经实地考察,以内蒙古通辽市二林场辽代城市遗址为中心,将方圆1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椭圆形区域,设定为研究区域,对该区域内目前为止发现的十五处辽代遗址分布特点和各遗址在聚落体系中的功能加以探索。"二林场区域"内的聚落遗址具有沿河漫滩地边缘的沙地或沙丘上选址的特点,墓葬选择在远离河漫滩地,水患侵蚀不到的中部沙地上。聚落遗址高密度集中在城址周边,充分体现了便于管理和控制的特点。现代村屯在选址上与辽代的特点明显不同,现代村屯具有沿河漫滩地选址特点。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及其相关问题透析——以广东省开平市长沙区民强大队“代耕农”为中心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编外农民”。通过开平长沙民强大队的“代耕农”现象,呈现其社会景况与社会贡献,透视其面临的入户、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系列问题与困境,剖析其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提出“代耕农”问题与困境的制度性破解方略。希望社会各界对“代耕农”的出路予以关注和思考,妥善解决“代耕农”问题。     

论高拱的治辽方略——以明隆庆五年“辽左大捷”为中心的考察

明嘉、隆时期,东北辽东地区东有土蛮各部劫掠,西有建州女真侵扰,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采取的治辽方略是：大力推行边政军事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破格任用张学颜巡抚辽东,使其与总兵李成粱协同守边,共同御敌。可以说,这是高拱取得辽左大捷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故此,明清及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论明代帖文的双重属性——以徽州文书与石刻史料为中心

作为明代地方常见下行文书,帖文广泛应用于基层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且从文书实例来看,其行移对象也由县衙拓展至民间社会。正因如此,帖文兼具"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州县给帖"集中体现在官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突出文书行政的程序性与合法性;而"乞帖为照"则是民间百姓基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将帖文作为官给凭证予以留存。     

高校“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的社会效益分析——以淮海工学院“挂县强农富民工程”为例

＂挂县强农富民工程＂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淮海工学院为例,对＂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的社会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该工程的实施使农村产业结构有了初步升级,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乡村文化氛围得到改善,高校自身的科研水平也同时得到了提高。在此基础上,就进一步做好＂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營)《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黄(營)的<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營)、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我国“第二代”农民工文化环境问题研究与对策——以重庆市为例

全国农民工这个流动群体已经发展到2亿之众,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是城市文明创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农民工文化环境的现状调研,发现问题从而提出提升进城务工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具体对策.     

新农村实施“以机代牛”工程所引发的思考——以荆州市荆州区为例

实施"以机代牛"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控制血吸虫病传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但随之带来了交通安全隐患,要通过政府协调、部门联动、完善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交通安全管理,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秦“输作”相关问题研究——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中心

"输作"在简文中亦被称为"输"或"论输某处作",是秦王朝通常配合"完城旦舂"等刑罚所使用的一种处罚方式。其惩罚特征有二:其一是远距离调动,异地服刑;其二是到达目的地后的"苦作",且不得赦免。"输作"主要针对那些对秦王朝统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如主张合纵反秦者、反秦活动的参加者以及挑战统治秩序的"悍"者。据现有资料已知的"输"目的地有巴蜀以及设置在洞庭"难亡"之处的一些"恒迁所"。管理方面,在连坐的基础上实行购赏制度,鼓励互相监视与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