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原件,是研究清末民初国体、政体因革问题的珍贵资料。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由此可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使诏书中袁世凯、张謇各自思想的分辨成为可能。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庆亲王奕劻与辛亥政局

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与弼德院总裁,奕劻是开启与终结辛亥政局的重要人物。辛亥年他受命组织责任内阁,因其"皇族内阁"的性质,遭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批评与攻击。因为签署铁路干线国有令,引发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他力保袁世凯复出收拾局面,政局因此而渐趋平稳。在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他帮助袁世凯推动隆裕太后交出政权,以清帝逊位的和平方式,换取优待清室条件及南北重新统一的局面。事实证明,辛亥政局的走向,与奕劻有意无意的推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陆军将校联合会述论

南北统一之前，出于对袁世凯的暂时警惕，黄兴发起成立了“陆军将校联合会”，主张军队政治化，反对军队国家化，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之先河；南北统一之后，听信袁世凯发扬共和谨守宪法的誓言，黄兴退至军队国家化立场，亲手取消了“陆军将校联合会”。陆军将校联合会的命运轨迹，清晰折射出黄兴的心路历程。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军政府

本文认为，浙江军政府是依据三权分立原则，按照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核心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它积极参与了援宁、援鄂、北伐及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革命活动，为倾覆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作出了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

北洋时期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国家建设难孚众望,促动了民众对"革命"的心理期待。孙中山应社会之需,再树政治革命之风,以期改造社会,改善民生。针对北洋政治之病,国民党提倡直接民权,建构"训政"理论,将北洋时期的"党派治国"发展为"以党治国"。但相较于北洋,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而为后人留下较大的学理思考空间。     

孙中山为祖国统一所进行的伟大斗争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在国体问题上,他一贯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1903年9月21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指出:“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①辛亥革命后,鉴于军     

民初政党概述(六)

一组党过程1912年4月11日,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成立于南京。共和统一会等三政团,以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且有影响。1911年12月,上海,浙江相继独立后,围绕同盟会总部陈其美、王宠惠、马君武、钮永建、于右任等周围的部分同盟会员,联络前清立宪派首领张謇、赵凤昌等人,发布了《共和统一会意见书》,宣称其唯一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并强调在实现共和的同时,尤须从预防列强干涉、疏通南北隔阂,协调独立各省步伐以及民政、政体、领土,舆论等八个方面谋求“全国统一”。因此,它受到欢迎,有人投书说:“读贵会意见书,热诚卫国”,“民国前途,所赖实多”。为扩大影响,它又在南京创办《大中华报》。国民共进会于1912年1月初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     

论民国执政府时期的"段氏修制"

民初段祺瑞复出担任总执政时期,打着"和平建设"旗号,为回归"宪政"而作的努力,既是提升个人声望、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也是革命风潮汹涌而至时军阀政治走向末路、北洋军人领袖在审时度势后所作的一个明智选择.其在内政、外交上"改弦更张"的表现,不应视为虚假之举.不过,段氏为"修制"所出招数和努力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既有北洋内争加剧、段本人缺乏实力和整合资本的因素,更是遭遇外部革命风潮强势冲击的结果.段氏"修制"无果及其后执政府的倒台,表明民国以来主要由北洋军人控制的"有共和而无宪政"的体制已完全丧失了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其失败预示的不仅是北洋统治的崩清,也预示了中国社会近代政治转型就此告别了十多年在"制宪"道路上的曲折和彷徨,取代它的将是一场以建立"党治"政体为目标的激进革命.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清末地方统治集团与云南辛亥革命

云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是清末政局演进的逻辑结果。清末宪政改革时,中央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客观上造成督抚-州县体制趋于瓦解。锡良和李经羲举办新政,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却恰恰为清朝地方统治集团培养了"掘墓人",只能归咎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积重难返的结果。地方统治集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顽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人越来越少。云南辛亥革命时期,地方统治集团基本上未作拼死抵抗,而是以逃跑和投降为主,不再充当清政府的"殉葬品"。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

"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纪念"双十节"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民国初年,"双十节"的内在意涵并不十分确定,具有解释权力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此节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以"共和"相诠解的北京政府随着掌权者的日益孤立,"双十"话语趋于衰微;以"革命"相定义的国民党随着继续革命的声势,逐渐将"双十节"的内涵直接与党的系谱相联系.二者节日叙事的背后,隐伏的都是强烈的政治暗示.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本就很短,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完政政策;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住,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因此,梳理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南北和议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完政努力均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