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弥留之际》中的哥特因素

《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创作的多部哥特小说中的一部。整部小说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本德伦一家人运送棺材到杰弗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磨难。在这些磨难当中,死亡意向、恐怖的气氛、扭曲的人物心理等等一系列哥特因素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了哥特小说领域的典范,挖掘这些哥特因素有助于我们对《我弥留之际》这部小说从整体上把握其深刻的主题。     

魅影过去——吉姆·克雷斯《收获》的哥特书写

《收获》是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2013年的新作。《收获》作为一部哥特小说,在主题、人物形象、环境刻画及情节构造等方面均借鉴了哥特传统,同时又融入了一些当代哥特叙事。小说不但试图通过哥特形式,消除性别二元对立,还通过"活体幽灵"的女性哥特暴力话语叙事,揭示主体自我分裂本质为"家"与"非家"暗恐的博弈;不仅拟写并反思历史,书写当代英国社会条件下的种种个体或集体的文化焦虑,还表达了克雷斯试图通过重塑荒野审美话语形成一种社会共同体性建构力量的愿景。     

成长小说的话语建构：以三部作品为例

“成长小说”的话语建构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资源：意识形态话语、心理学话语和神话学话语。对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揭示出“成长小说”的某些美学特征。     

后女性主义哥特视角下的两性关系重塑——以《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为例

传统的女性哥特强调男女的二元对立,以及对父权社会的批判.而后女性主义哥特突破女性哥特对父权的批判,默认男女性别平等.文章以《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为例,从后女性主义哥特的视角来探讨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及两性关系地位变化,为两性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同时赋予了这些经典的女性哥特小说全新的现实意义.     

黑色暗流——"乱伦"母题在美国早期哥特小说中的传承

哥特式“乱伦”多产生于极端压抑心灵的变态愿望，是哥特式文学创作惯用的一个母题，同时又是哥特式恐怖的主要来源。本文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美国哥特小说为研究范本，旨在绘制“乱伦”母题在布朗、坡、霍桑三位哥特大师笔下的传承与发展。     

黑色暗流——“乱伦”母题在美国早期哥特小说中的传承

哥特式“乱伦”多产生于极端压抑心灵的变态愿望，是哥特式文学创作惯用的一个母题，同时又是哥特式恐怖的主要来源。本文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美国哥特小说为研究范本，旨在绘制“乱伦”母题在布朗、坡、霍桑三位哥特大师笔下的传承与发展。     

从罗布·格里耶看"新小说"的话语构建

本文以罗布·格里耶为例，剖析了法国“新小说”在理论和文本创作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反动、话语模式的内涵、这一话语构建过程中体现的话语秩序以及话语模式对当代人文科学主流话语的整体呼应。文中认为：“新小说”在对传统小说话语反动的同时，就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文本话语，而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话语构建的圈内、外控制原则；根据人文科学诸学科“知识公因”的学说，“新小说”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人的矛盾状况以及陷入这一状态中的无力和尴尬。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传统“事学话语”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事学话语”的蜕变,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事学话语”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使得“新小说”成为了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霍桑小说的哥特要素

哥特小说源自于18世纪的英国,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等人将这一写作风格发扬光大,使哥特风格带有本土色彩。霍桑的短篇小说《红字》与《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是典型的哥特小说,故事中的背景描写充分体现了哥特小说的特点。     

揭开男权的秘密——从女性哥特视角看《吕蓓卡》中女主人公的蜕变

女性哥特理论认为,女性哥特小说在情节、叙事技巧等方面,与男性哥特小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小说的情节多围绕女主人公逐步揭开男性社会向她隐藏的秘密而展开。《吕蓓卡》中,达芙妮·杜穆里埃通过对女主人公在逐步揭开秘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从无知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的描述,延续了女性哥特创作的传统。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荒野中别样的哥特之花--《最后的莫希干人》哥特特色浅析

詹姆斯·菲里莫·库珀的代表作《最后的莫希干人》通常被认为是一部边疆罗曼史或革命历史小说,然而小说中充满了哥特色彩。分析表明,书中的洞穴和墓地是美国版本的哥特背景,而印第安人带给读者的恐惧等同于哥特小说中的恶魔和鬼魂带来的恐惧。处于陌生环境中的白人内心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投射在外在的环境中,产生了深刻的恐惧效果。库珀将哥特元素与美国的经历和荒野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哥特的美国式书写,这种别样的哥特小说对库珀本人的创作和美国文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哥特建筑的角度看爱伦坡的《厄舍古屋的倒塌》

《厄舍古屋的倒塌》是爱伦坡的哥特小说代表作之一。从哥特文学和哥特建筑的可比性为着眼点,把《厄舍古屋的倒塌》比作一座哥特建筑,以探寻两者的共同的渊源,从而展开一个新的视角去感受爱伦坡在《厄舍古屋的倒塌》中对哥特小说的传承和发展。     

从文学与语言学两上视角看<<午餐>>的语言

本文从现代语用学角度同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话语理论”角度评析了毛姆的小说《午餐》的人物语言。《午餐》中人物对话充分运用了语用学中关于会话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多种具体准则或技巧,但从文学的“话语——权力”理论视角分析,这部小说恰恰是对这些“原则”、“准则”下隐含的现实社会关系和话语权力关系的揭露与反讽。这种对照表明：现代语言学从语法到语义再到语用的重心移动,还必须进一步同“话语权力”观念结合起来,这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语言系统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大金梦》探析海姆斯笔下的新哥特叙事

在《大金梦》里,海姆斯从新哥特场景的戏仿、悬念与新哥特迷惘氛围的营造、反讽与新哥特心理氛围的生成三个方面建构起新哥特叙事,揭示了新哥特语境中人性之恶的叙事表征。他用新哥特式笔触展现人类生存的焦虑,勾画出一种人类反启示录式的黑暗想象,显示了人在危机中的创伤感、惊恐感、焦虑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感。海姆斯把传统哥特元素与美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阅读中品味人性之恶,然后从人性之恶的恐怖感知中净化自己的灵魂,达到一种心灵顿悟的"崇高"。     

《苔丝》悲剧根源剖析

托马斯.哈代曾一度被评论家誉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他擅长于以悲剧的眼光审视人生,以悲剧性感悟方式和独特的男性话语去体验和刻画两种文明的激烈撞击给人们带来的现实苦难。他用史诗般的文字描写了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短促而不幸的一生。小说除了给人以命运悲剧庄严凝重、崇高凄凉的审美体验以外,还蕴涵了作者深厚的理性主义,蕴涵了对人类历史逻辑矛盾深邃反思的社会悲剧。     

借力与打力——也谈《诺桑觉寺》对哥特小说的模仿与揶揄

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与哥特小说的关系为许多评论家所关注。模仿说与讽刺说各有理据。一方面奥斯汀模仿哥特小说某些人物及其情节上的套路,发展她自己的哥特版本,推进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她在借鉴哥特框架的同时给予其嘲弄与调侃,达到期待中的反讽效果。小说《诺桑觉寺》正是这两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研究

在Jane Austen的小说《爱玛》中,贝茨小姐是个话匣子,她在与他人对话中不停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并不断地把自己的话语角色从“说话者”转换成“传递者”“代言者”或“传声筒”,并经常把言语接受者的话语角色从“受话者”转换成“观众”或“旁听者”。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转换是贝茨小姐用来保护面子的礼貌策略,也是Austen用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和营造喜剧气氛的写作技巧。     

英雄主义的美与力——西部军旅小说概评

西部军旅小说以大漠冰山的共同背景作为美与力的象征来表现英雄主义精神,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人格具体呈现为“苦难”、“孤独”、“崇高”的情结,在作品的自然风情里获得了独特的内涵与诗性的提升。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