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兼与刘亮盈同志商榷

一九八○年六月五日的《广西日报》上,刊载刘亮盈同志一篇题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的文章。该文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是错误的。其主要观点是: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样讲过;二、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都不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三、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根源出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今对刘亮盈同志的这几个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文艺发展史上存在的客观现象。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科学地总结     

评《试论“自由人”》(续)

(二) 关于“勿侵略文艺”、反对“将文艺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的问题。瞿秋白同志曾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出,“自由人”胡秋原“他已经肯定的认为艺术不应当做政治的‘留声机’”,“他劝告一些政治派别说:‘勿侵略文艺’”。十分清楚,胡秋原的这一主张的实际意义是说:真正的艺术是脱离政治的,他反对将文艺作为“阶级的武器”。当胡秋原的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受到“左联”的同志驳斥之后,胡秋原辩解说:“马克思严厉地劝拉萨尔创造戏曲,‘要仿效莎士比亚,不要仿效席勒,不要将许多个性,变成为时代精神之喇叭……’。不要当喇叭,就是说不要     

论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与吕正操同志商榷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吕正操同志《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文(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12日),批判林彪、“四人帮”颠倒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炮制“瞒和骗”的阴谋文艺,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个批判当然是对的。我们是赞同的。但他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美学原则,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发明和主张,却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文艺只能来源和从属于生活,决不能高于生活,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吕文表示希望和大家商榷,我们不揣冒昧,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浅陋之见,向同志们求教。     

有关席勒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几个问题——和徐缉熙同志商榷

徐缉熙同志在《“创作方法”是一个科学概念吗?》一文里,有一小节论述席勒和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笔者认为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阐述美学见解与探讨创作方法并不矛盾徐缉熙同志认为:“席勒写这篇论文是为了进行当时所谓的‘古典诗’(古典主义)和‘浪漫诗’(浪漫主义)的论战。论战双方都不是在争论什么创作方法的问题,而是涉及哲学和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诗同自然亦即文艺同生活的关系问题。……不管怎样,席勒在上述文章中是在阐述他的     

这个句子不该判为“病句”

本刊总第四期《报刊病句选析》一文,总的来说对读者是颇有教益的,但对其中一个例句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那个例句是:“他们的嘴就是法律,随心所欲,在教育战线为非作歹,干尽坏事.”(《人民教育》1978年第一期)作者说:“这句话主语应为‘他们’,原句的主语却成了‘嘴’,后半句成了‘嘴’“为非作歹”,‘嘴’‘干尽坏事’,显然是不通的.多了一个‘的’字,致使应该作为原句主语的‘他们’成了定语.原句应去掉‘的’字,让‘他们’作主语.”这样分析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汉语的使用原则是经济好懂.这种句式比较简练,给人有一气呵成的感觉,而且读者一看就明白,我们就应该大齐“绿灯”.吕叔湘、朱德熙两同志合著的《语法     

“天人相分”论质疑——与施昌东、富恩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施昌东、富恩两同志写的《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对其中关于“荀况的‘天人相分’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有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施、富二同志为了论证“荀况的‘天人相分’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哲学     

一则重要脂批的作者考辨——与郝廷霖同志商榷

脂砚斋是不是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是近年来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提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自传’说”的观点。近年来,有的同志重申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先是郝延霖同志发表的《没落贵族的哲学——论<石头记>的脂砚斋评》,继之是徐迟同志的《如何对待脂砚斋》,都持类似的观点。1980年,叶朗同志发表了《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1982年,郝延霖同志又发表《脂评“自传说”考(?)答叶朗同志》一文,重申     

《论语》这名目究竟指什么?——兼与李高田同志商榷

《青海教育》八六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高田同志的题为《〈论语〉为何用“论”字》的短文。笔者认为该文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该文作者在根据《辞海》和《辞源》对“论”字部分解释的引证基础上,紧接着下了个结论: “由此可见,‘论’显然是‘伦’的通假字,那么,《论语》的‘论’字的本字也应该是‘伦’字了”。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

今年八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庐山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次讨论会是在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总口号之后举行的。到会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提出这一新口号以取代过去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同时,本着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精神,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意见分歧仍然是明显的,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继续研究和探讨力求得到正确的解释,取得统一的认识,这对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     

“间”字小议

读了《教学与进修》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的《一条注释的商榷》后,有些不同看法.本着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本文也来谈谈对于“间”字的解释.《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一句:“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统编教材对其中“间”字注为:“间道,小路,这里作‘至’的状语,‘从小路’的意思.”《一条没释的商榷》(下文简称《商榷》)一文认为此注不妥,认为联系上下文看,这个“间”字     

中学文言文注释辨正二题

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硕鼠》) 句中“逝”字,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同‘誓’(用近人张慎仪说,见其所著《诗经异文补释》,张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此诗作‘誓’)表示坚决之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补充注释”云:“通‘誓’。”均强作假借字释之,值得商榷。按“逝”与“誓”禅母月韵,古字音同,本可能通假,但无明证。《说文通训定声》云:“逝,往也,假借为‘誓’。”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云:“盖《三家诗》有作‘誓’字者,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     

文艺与政治:为文艺正名

以往我们文艺理论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失误 ,不在于重视了这种关系 ,而在于歪曲了这种关系。新时期以来 ,“为文艺正名” ,逐渐纠正了以往的失误 ,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 ,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为文艺正名”并不是否认文艺与政治必然存在的关系 ,而是要纠正以往那种把文艺看作政治婢女的不恰当的关系     

文辞所被 夸饰恒存——谈古典诗文里的夸张

艺术夸张在我国的文艺评论中也叫增语、增文、夸饰、形容、豪句、激昂之语等等。王充《论衡·语增》云:“纣为长夜之饮,糟邱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又《论衡·艺增》有“《尚书》‘协和万国’”之言,还有“《诗》言‘子孙千亿’”之语。这些都是“增语”、“增文”。《文心雕龙·夸饰》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     

答《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我和周烽同志的拙作《从‘斯’字看论语》一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六期后,该刊编辑部转来杨剑桥同志《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杨文)。杨文否定了我们所肯定的‘斯’字应当是动词,作分析之义解的论断,论据有四点,兹一一答复如下: 杨文第一个论据:“《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说文》确实探究的是字的本义,然而先秦的字义实际上就是词义。张世禄先生写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5页上说:“‘字’是和‘词’紧密联系的。我们阅读任何作品,必须坚持‘字不离词’的     

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

《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登载张雪明同志的《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最近,我才见到这一期学报,既蒙张雪明同志不弃,把问题提出来要进行商讨,我理应回答,以下就该文的顺序谈几点。原文说:“《说文》肖‘从肉小声’,值     

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涵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读后获益匪浅。但我觉得有的观点还值得讨论,特提出来同传湘同志商榷。 传湘同志认为,黑格尔“所讲的‘上帝’,同基督教所诽的‘上帝’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黑格尔讲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共性、普遍”,是“无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解释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第一,从黑格尔对旧玄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来看,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传湘同志在指出黑格尔“批评了宇宙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之后,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当然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了解或我们所应了解的上帝的性     

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与小说前言作者何磊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一九七三年出版现在仍继续发行的《三国演义》前言中,对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作了错误的否定的评价,认为“《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传‘忠’、‘义’等。”这种对《三国演义》主要思想意义的评价是很值得商榷的。     

说“■”

“■”,《说文·■部》:“见雨而比息,从■、从雨,读若欷”.段玉裁注:“比,密也.密息者谓鼻息数速也.道途遇雨急行,则息必频喘矣.此字读若欷,正与齉为卧息、(?)为卧息、呬为息、(口尸)为呻,皆读虚器切同.各本‘比’作‘止’,《篇韵》同,或又作‘上’,似不若宋刊、叶抄二本作‘比’为长”.《中华大字典》、《中文大辞典》和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皆引《说文》“见雨而比息”及段玉裁注.其实,“比”当是“止”字之讹,段注是错误的.     

从“金刚怒目”式谈到陶诗的艺术风格——兼与高振中同志商榷

高振中同志《论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作品》一文,(《延安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根据鲁迅先生的教导,对陶诗作了新的探索,应当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但是不顾陶诗的实际情况,硬把鲁迅的指示绝对化,把它当作固定的格式去套,几乎把陶诗全部归结为“金刚怒目”式作品。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     

补释二则

拙作《释德》刊后(见本刊第四期):李泽厚研究员来函补充曰,“曾疑‘德’原指氏族习惯法规,今如加上共同遵循则豁然矣,‘循’——功能要求,转而为‘德’——名词实体。” 案,此说极确。据此似可解决“德”之古义这一难题矣。甲骨文及周初金文叶德字均书作“值”(参看郭沫若《文史论集·周初四德器》一文)。德乃“循”之本宁。所谓“德行”实即“循行”。循即顺(见《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