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

人既是个体(自我)又是类(群体),自我与群体如何适当定位,是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作为人伦的关注者,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对群己关系作了原则的阐释。尽管儒家并不否定个体,但就总体而言,群体的认同无疑压倒了自我的确认,这种群体原则在尔后的正统化儒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中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至明清之际,与历史的剧烈变迁相应,传统的群己之辩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后者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先秦儒家天人之辨的价值内涵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内含多重意蕴:既涉及天道观,又关联着价值观。从后一意义看,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及其成果(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文明)。对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应当超越自然(天)的状态?文明是否有价值?自然的人化是否应伴随着人的自然化?等等,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辩总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自先秦开始,中国哲人便已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天人关系加以阐释,并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本文拟通过分析先秦儒家(孔、孟、荀),对儒学的天人之辩及其内蕴作一检视,并进而从一个侧面把握儒家的价值体系。     

义利与理欲：传统价值的多重性

义利与理欲：传统价值的多重性杨国荣在传统价值体系中，义利关系始终是关注的重心之一。自先秦开始，儒、墨、法等便从不同方面对义与利作了各自的定位，而义利之辨几乎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与义利之辨相联系的．是所谓理欲之辩，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逻...     

王夫之“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意义

<正> 王夫之继承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宋明时期哲学争论的中心——“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见解,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王夫之的“体用不二”思想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统一。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王夫之的“体用”范畴作点探索。一“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魏晋以来哲学家们通过“体用”之辩,逐步加深了事物运动原因的认识。其正确结论是“体用不二”。     

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石及其影响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并将其上升为官方哲学,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家价值体系由先秦向封建正统的转向。由董仲舒主要思想奠基并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旨在强调以皇权为核心的整体利益的至上性。他对整体利益的强化,使整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正统儒家的价值定势,构成了儒家价值体系的核心。整体主义作为处理个体和群体关系的价值主张,在维护传统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个体的意志和人格独立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身观身:老子群己观的一种释读视角探赜

群己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哲学命题,先秦诸家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给予了深入探究。老子在审视群己关系时彰显了己(个体)之地位及其价值,他把群体价值放在了次要位置。在老子群己观中"自"、"我"、"吾"等概念是老子群己观中"己"在不同向度下的体现,它们与"身"均有着密切关联,这些概念簇彰显了老子群己观的特色。但老子的群己观缺乏在实践中把个体与群体关联起来的深入探索。     

从群己关系论看理学的价值观

儒家重人伦,群与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便可以视为最普遍的人伦。因此,从先秦到宋明,儒家一再在不同的层面对群己关系加以界定,后者从一个侧面展开了其价值体系。宋明新儒学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相同的价值运思趋向,又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之点,二者对尔后的中国哲学(包括价值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大学》提出“壹是以修身为本”,既强调了道德涵养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亦相应确认了自我(个体)在涵养过程中的本位性。事实上,孔孟已把修己视为行义为仁的出发点,     

从群体原则到整体主义——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群己观探析

群己关系是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体系都环绕着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儒家学派基于对合群性意义的认识及对群体秩序的关注 ,更多地强调了群体原则。汉代以后 ,随着儒学被体制化 ,特别是发展到宋明理学 ,先秦儒家的群体原则已被引向了整体主义 ,这种整体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个体对群体特别是作为群体秩序代表的专制君主的服从 ,贬斥和抹煞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整体主义的兴盛与流行 ,导致和强化了中国人的人格依附性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被拉长 ,中国文化迟迟不能进入近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

本世纪30、40年代,金岳霖先生会通中西哲学,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写成《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著作,把中国近现代哲学推向了新的思辨境界。金先生对西学有深刻的了解,其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西方哲学的明显影响。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创作与中国传统哲学息息相关,是传统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结果。然而学界对此认识尚不充分,虽然也有学者触及了这一论题,但研究大抵以《论道》为限,笔者以为,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展开于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其逻辑研究发扬了先秦墨家的逻辑精神,其知识理论接上了自孔、墨、荀直到王夫之的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主流,其元学探讨则饱含着民族的哲理情感并使传统天道观上的理气之辩重放异彩。     

生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哲学在先秦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哲学传统。现代西方生命哲学推动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生命哲学精神的自觉。对中西生命哲学特质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的独特成就在于突出了对生命之中和状态的追求,强调德性修养的努力,注重运用类比和象征手法进行即时点拨。但中国哲学在思辨性、系统性以及个性创造力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通过反省和自我更新,相信中国生命哲学的传统一定会在未来中国哲学建设特别是价值体系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循环论与直线论、法先王与法后王:先秦历史哲学研究

治国平天下的热望使诸子百家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历史、展望着未来,由此汇聚成先秦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基于不同的立言宗旨和价值取向,与其他领域的情形一样,先秦各家的历史哲学聚讼纷纭、争鸣不已。关于历史递嬗的轨迹,有循环论与直线论之争;在历史主体的问题上,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辩。进而言之,就先秦历史哲学的主流——复古思潮而言,各家的动机和主张又相去甚远。先秦历史哲学具有致命的理论误区,一是循环论之窠臼,一是因循守旧之流俗。作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历史源头,先秦历史哲学对后世的历史哲学以及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身体之思——先秦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参照系

在先秦思想史中,身体之思是理解先秦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参照系.就先秦身体之思而言,它包括贵身论、身体构成论和处"身"理想三个层面.从主体性哲学视域看,先秦身体之思这三者分别映衬的是先秦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三个精神侧面,即:自我确认、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     

先秦名实之辩的语言哲学意义

本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先秦名实之辩予以考察,认为先秦名实之辩大致表现为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强调名实关系的相对性,这为道家学派所独持;一是强调名实关系的统一性,这为儒、墨、名、法等诸家所共识。其理论虽然看似矛盾,实则各有可取之处,正可相互取长补短。     

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发展李明华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它凝结了自先秦以来每个历史时期各派哲人的智慧，统领着东方哲学的主流，与西方哲学一起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学脉。一、哲学的民族化与民族哲学的世界化哲学有东西方之别，这是人所共知的。...     

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问题

本文对先秦哲学中较为突出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着重揭示其论辩的方式和脉络 ,以图清晰地凸显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语言、表达、思想和实在的哲学思考。讨论的问题包括 :1 道言之间 ;2 名实之争 ;3 言意之辩。道言问题梳理了道、术、言三者的关系 ,确定了先秦语言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名实问题包含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两个论争层次 ,在实践哲学层面又包含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这两条道路的分野。言意问题的两条思路表现为言—意和言—象—意 ,前者以孔子和庄子为代表 ,而后者以《周易》为核心。     

从形上之辨到理气分殊——《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与宋明理学的思想逻辑

道、形、器关系构成先秦哲学之基本逻辑,盖道与器统一于形,以形构成道与器之分殊与融会,如以形入手揭示古典哲学之逻辑可打开先秦哲学思想逻辑之开阔地(参见《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专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潜在的思想逻辑——并非去逻辑化或白描式的界说,而更蕴涵思想之缜密和语言之条理,二者的统一表达即中国传统文化之隐性形式。以此观点统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     

荀况与《墨辩》的概念理论

中国古代逻辑在墨翟、惠施和公孙龙诸人的实践逻辑基础上,至战国晚期的《墨辩》已日臻完善,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理论逻辑的体系(注)。以后,先秦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况,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正名逻辑,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墨辩》的理论逻辑,对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将荀况与《墨辩》的概念理论作一集中的探讨,力图具体的阐明中国古代逻辑,在概念理论上的演变、成就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