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词概论

清真词向有集大成之称，历代词论家把人们称颂杜甫的话，又一字不改地用在周邦彦身上，如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就将他喻为“词中老杜”，陈匪石在《宋词举》中也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这仅指他在艺术技巧上综合前人之长而言，并不是指其词的内容像杜甫那样负海涵天，博大深厚。与他那精工的艺术技巧相比，清真词的意境与情感要显得贫乏单调得多，连王国维也惋惜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清真词在创作方法上是北宋与南宋之间的转折点。他以前的词人，不论是豪放如苏轼还是婉约…     

清真词风格浅论

论清真词者颇多,除南宋张炎、清代刘熙载等数人外,几乎历代词论家都对其词倍加赞赏,甚至被陈廷焯、王国维誉为词中老杜,千载一人。建国后,由于某种偏见和历史的原因,清真词倍受指责,这是不公正的。今天,对清真词重加审视,我们会发现陈延焯、王国维之誉是有一定道理的。周邦彦身处北宋之末,博采前辈之长而济之以才,自为一宗,又流风可仰,影响南     

《文通》界说中一个标点的辨正

《马氏文通》界说十六后,界说十七论述“次”前,有一段承上启下的论述: “前论名代诸字与动静诸字,所有相涉之义,已立有起词、语词、止词、表词诸色名目,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凡以便於论说而已。”现有《马氏文通》、《马氏文通校注》、《马氏文通读本》均是如上标点。读到“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一句,感到前后不一致,没法理解。仔细读来,我认为这里标点有误。从整个意义上来看,“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中顿号应该删去,改成“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前一个“诸”字是代词,为“字”的定语;后一个“诸”为兼词,“之于”讲,作“位”的补语;“位”为动词谓语。这样全句才能与“前论名代诸字与动静诸字,所有相涉之义,已立有起词、语词、止词、表词诸色名目”相承,又与后边“凡名代诸字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凡名代诸字为止词者,其所处位曰宾次”等定义论述一致。前后讲的都是“名代诸字”。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

重“味”在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理论中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的论语。汉代以降,以“味”论诗者代不乏人。但至诚斋之前,就主要倾向言诗味论大多讨论的是诗歌艺术尤其是含蓄蕴藉的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 诚斋的诗味论当然也包括这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内涵。《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     

晚宋词学的理论分歧与清空词风

文章指出晚宋词学专论《乐府指迷》《词源》有着深刻的理论分歧：《乐府指迷》独尊清真,指向“质实”;《词源》专主白石,指向“清空”。文章在晚宋词学背景中,讨论了词学范畴“清空”、“质实”的蕴涵,结合南宋以来词论中出现的重要词人创作,对“清空”词风中的“意趣高远”、“古雅峭拔”,“情景交炼”、“骚雅”等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结论是《词源》的理论导向标志着词坛由清真时代转向白石时代的风气移易,也带来了晚宋词风的明显变趋。     

说李煜与两周后及其词

况周颐《蕙风词话》曰:“五代词人……其铮铮皎皎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已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一万。“所谓“性灵”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真性情,可说为李煜其人、其词之一显著特色。故有人认为,李煜词只“体现了一种真的倾向”,“并不在于它表现一种善的内容”。(王河:《谈李煜及其词》,见《江西社会科学》1982.5)李煜词之魅力仅仅是由于赤裸裸的,毫无假借的直率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如此,李煜之“真”所包含的特定内容,在亡国前无非“耽溺于享乐”,亡国后无非“耽     

张炎《词源》新论

<正>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西秦(今陕西天水),后寓居临安(今杭州),生活于宋末元初,是当时著名词人。有词集《山中白云》八卷和词论专著《词源》。《词源》分上下两卷,上卷十三节,下卷十五节,上卷论乐下卷论词。对于张炎的词论,研究者多持贬低、卑睨的态度。或斥之为形式主义,或看作是逃避现实,或判定是宋末词风之弊在理论上的表现。这种评价失之简单化,有进行辨析的必要。认为张炎的词论是形式主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词源》下卷用了相当的篇幅讲“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等有关词的形式问题。我们认为,讲形式问题未必就是形式主义。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研究者可以着力于艺术作品内容的研究,也可以侧重于其形式因素的探讨。仅从研究对象不能判断研究者立论的高下。李清照在其《词论》中强调词“别是一家”,在维护词的形式特点方面就很值得肯定。     

略论李清照词的绘画美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都是诗画兼通的 ,很多诗人同时又是画家 ,词人亦然。李清照不仅是写词的高手 ,同时她又擅长丹青。在词的创作实践中 ,她善于借鉴绘画理论与技巧。本文依据“诗画一律”的观点 ,主要从她在词作中的色彩描绘、章法布局、意境创造等方面探讨其词作的绘画美。     

“莫须有”诠解求是

“莫须有”一词出自《宋史·岳飞传》,其句云:“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诂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后人谓岳飞冤狱曰“三宇狱”,称无罪被冤为“莫须有”。莫须有,今作恐怕有,也许有之解。前些时偶翻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辞海》,“莫须有”条注释曰:“《癸已存稿.岳武穆狱论》:‘莫须有者,莫一言也,须有,一言也。桧迟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语而合之,以诋桧之妄。’”这里对莫须有的诠释与通常所言有异。为了进一步弄清它的真正原义,我又查阅了清俞理初撰的《癸已存稿》,其中有关“莫须有”     

论杜甫连章诗的组织艺术

本文在对《杜工部全集》的连章诗进行定量的统计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从结构、章法主旨的表现以及艺术化的传达诸方而探讨了杜甫连章诗的组织艺术特点,进而阐述了连章诗的组织艺术对形成杜诗沈郁顿挫的主体风格以及杜诗“诗史”特征的影响.     

中国古典词味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味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味＂作为词作审美之本标树之论的承传,二是词味表现要求之论的承传,三是词味创造与生成之论的承传。其中,在第三个方面,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字语运用与词味关系之论的承传,二是词作用笔与词味关系之论的承传,三是艺术表现与词味关系之论的承传。上述几条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古典词味之论,分专题勾画出了古典词味论的论说轨迹。     

希腊化至罗马时期“自由”观念之嬗变--从晚期廊下派到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中“自由”一词所蕴含的两种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神学传统。奥古斯丁的“自由”接续了柏拉图以及罗马廊下派的自由观：即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追求至善。与此同时,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又对古典哲人的自由观进行了改造：人的理性（自由选择）并不能保证人全然成善,唯有对上帝的信靠才能保障人追求善、认识善、践行善。     

评清末词人况周颐的真实论

清词在中国词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后人称为“词之中兴”,特别是在研究词的特点和社会功能,总结历代词人创作经验教训方面,清代词论家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况周颐便是清末一位杰出的词论家。况周颐(1859—1926),原名     

中国古典词源“倚声”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源＂倚声＂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的承传,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的承传。上述两条线索相承相生,共构出古典词源＂倚声＂之论的主体论说空间。     

试论易安词的师承与创新

易安词有宋以来一直是以“创意出奇”(罗大经《鹤林玉露》)著名的。给人的印象,好象全是凭天才灵感而来,无所依傍。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细研易安词及其词论,我们不难看出,她是一位最善于学习、善于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行家里手。 李清照是宋词婉约派的卓越代表。后人把她与辛弃疾并称为“豪放主”与“婉约主”(沈曾植《菌阁琐谈》)。她的《词论》其实就是婉约派的理论纲领。在《词论》中,她首先明确     

论“史论”

(一) “论”,是一种文体,历来是作为一种议论、说理性文字出现的。刘勰称“论”为“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是较早地对“论”的笺释。“论”的品流很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条分(?)析,日益增加它的种类。现在常见的“论”,有政论,有时论,有经论,有文论,有史论,等等。明人徐师曾根据《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出的陈政、释经、辨史、铨文等目,参考《昭明文选》的分类方法,把它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     

“将无同”别解

《世说新语·文学》: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大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将无同”三字,究竟怎样讲?从宋司马光改为“无同异”(见宋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三,《谬误杂辨》);     

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之起源

对于燕乐(亦称“宴乐”,“宴”同“燕”),目前学术界多认为它起于隋代。如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上编中说:“惟燕乐实始于隋。”这一判断,不仅关系到燕乐本身的起始时代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词的起源问题。因为长短句词是与燕乐相结合的,因此不少词论家便把燕乐的起始时代,定为即是词的起始时代。如任半塘先生说:“‘长短句词’亦属燕乐范围,当随燕乐之开始而开始,断在隋代,岂容主观派其兴于数百年后之中晚唐?”(《唐声诗·弁言》)又说:“盖诗乐、词乐共属于燕乐,而燕乐之具体形成,则开始于隋。”(同上第七章“与长短句辞关系”)     

文言判断句的典型结构研究

本文从文言判断关系表示法入手来研究文言判断句的典型结构,根据作者对文言判断句判断关系表示法的见解,提出了文言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不是“……,……也”和“……者,……也”,而是既没有判断词,又没有语气助词和副词的“……,……”式的新观点。对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用‘也’字煞句,和用‘者’、‘也’照应的句子是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的看法提出异议。     

苏词札记

一、关于苏词的“豪放”词至苏轼,开豪放一派。自此,终八百余年词坛,两旗并展:一曰豪放,一曰婉约。与苏轼高举豪放大旗的同时,执婉约词派旗帜的是柳永。关于苏柳两家的不同词风,俞文豹有一段精采的描述,向为论者所注目: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吹钊录》) 这段评论结合词这一歌唱文学的特点,把苏柳两家不同词风——豪放与婉约,描绘得生动而精当。但试读《东坡乐府》三百余篇,非铜琶铁板不足以高唱者,却不多见。若以严格意义上的“豪放”词风来衡选,真可谓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