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与得失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其《毛诗补传》是一部既属经学又属文学,内容涉及到由先秦到清代包括天文、地理、历法、历史、小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论著,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毛诗补传》的内容与体例;二、《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三、《毛诗补传的》的得与失。《毛诗补传》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字词的训解上,尤其在水地、历算、训诂、名物的考辩上卓有成就。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将《诗经》作为经学而不是文学,造成了他解释诗意中往往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论清代浙江的经学研究

浙人对经学的研究在宋元以来,不绝如缕,大凡著名学者都通此学问。进入清代之后,经学研究的风气达到极盛,出现了所谓“汉学”思潮,即主张以训诂名物考据的方法治经,推崇汉儒经说,反对宋明以来以义理说经的风气。这股思潮在乾嘉时期风靡整个学术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主要指汉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又说:汉学“最后之壁垒”亦在浙江。汉学思潮在浙江极富代表性。     

《尔雅·释器》名物性初探

作为上古产生的第一部汉语辞书和最系统、最完整的"名书",《尔雅》中包含很多对我们研究名物词的名物性有用的材料。名物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名与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规律。掌握名与物的对应规律及其表现形式,是探求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方法。名与物的对应规律在《释器》中多表现为"名与物的双向对应",仅少数表现为多名与多物对应。"名与物的双向对应"首先指有物必有其名,熟知这种对应关系有利于我们从文化求证语言。"名与物的双向对应"还指有名必有其物,这有利于从语言求证文化。"多名与多物对应"则包含"一物多名"和"一名多物"两种类型。《释器》在词性的选择上主要通过大量的名词直接体现名物性,也存在少量动词、形容词具间接名物性。词的理据是指事物命名的理由和根据。它反映了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关系,能从各方面揭示词义特征。对名物词来说,理据最能反映各物的特点,《释器》中各类器物名词得名主要因于形象、功用、质料、语音、动作等理据。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诗经》中的天文星象

《诗经》不只是展现给我们文学的一面,它也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矿藏,内涵是多方面的,传统研究《诗经》者有"名物学",后世治《诗经》者多从"博物学"一系。为了对诗能有一个更为深透的理解,对《诗经》的天文星象作一些探究也是必要的。     

《<文选>李注义疏》评议

由于《文选》收录了周至六朝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的代表作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作品,阅读方便,因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必读书籍,研究和注释此书,也成专门学问,唐李善的《文选注》,便是一部权威性集大成的著作。李注引书一千五六百种,许多佚文赖以保存,考订名物和训诂,价值也很高。清代不少学者,都曾致力于此书的校勘和笺释工作。高步瀛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以下简称《义疏》),则总结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的许多精辟见解,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惜乎高先生于1940年病逝,仅完     

论马融《古文论语训说》的学术价值

马融《古文论语训说》是东汉《古论语》的重要注本。该书审慎的史事考补，精当的字词及名物训释，思虑缜密的文意绎解，以经解经的鲜明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援道入儒的学术趋向，则可谓六朝学者以玄言解经的先声。     

刘咸炘与古典诗学的最后重构

刘咸炘诗学文献非常丰富,涉及多种选本、诗话等。他以钟嵘《诗品》的《风》《小雅》《楚辞》三系为据,突破门户观念,重新建构了古典诗歌史。他执着于对诗本质的探求,在对古典诗论系统的梳理和阐说基础之上,将源于《诗》教传统的"主文而谲谏"作为诗之特质。针对后世比兴衰而赋存、风衰而骚盛的现实,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以风救骚""风骨"等救弊理论,并以系列选本和自己的创作去践行。其诗学观念受到"御变执两"的道家循环观、章学诚文史校雠之说和清代重整诗学史风气的影响。     

清代词人孙麟趾小传辑补

清代词人孙麟趾,以其词学理论著作《词径》,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清代吴中、常州派词人均有密切交往,且工于填词,在中国词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然目前学界困于资料有限,对其研究尚远远不足,古代学者对他的研究亦只是零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使其生平事迹难得彰显。今据清潘钟瑞抄《长啸轩诗稿》本《月坡词》一卷本及《月坡词》二卷本、《同治苏州府志》、《词话丛编》等文献,对孙麟趾的生平事迹作了较细致的订补。     

邢昺《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考

北宋经学家邢昺撰《尔雅疏》,大量征引本草文献以助训诂,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以往对《尔雅疏》的训诂特点颇多研究,而对其征引本草文献的种类、特点及意义则未有涉及。通过对比、考证得出:《尔雅疏》引用的本草文献,均转引自北宋初年的《开宝本草》。《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忠实于原文,较少辨析,体现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训诂传统。邢昺之后的宋代本草学又受《尔雅疏》的影响,大量引用《尔雅疏》来帮助本草名物训诂,这体现了宋代训诂学与宋代本草学良性的互动关系。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汉书》为扬雄立传原因考论

清代学者黄承吉提出"扬雄《汉书》中不当有传"之说,张佩纶则贬斥《扬雄传》不伦不类。考察可知,二人所说皆有失偏颇。扬雄进入《汉书》与《汉书》的断限并不冲突,且符合《汉书》"非常之人"的立传标准。此外,联系《汉书》的成书过程及班氏父子的史学观点等因素,可推测《扬雄传》最早可能见于班彪《史记后传》,其后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扬雄在《汉书》中受到殊遇,与班氏父子的私人情感有密切关系,亦体现了他们作为史家而兼文士的特点。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吕大临佚文《西铭解》辑释

吕大临佚文《西铭解》因在史籍中的著录方式与他的其他著述不同,故长期以来很少被人注意。因此需要对其内容进行了辑佚和校勘,对其注释风格和思维转向进行分析,吕大临在注释时广泛用典、据己意解经改经,相对于张载《西铭》"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他在思维方式上转向了"人道具则天道具"。     

雷学淇及其《竹书纪年》研究

雷学淇作为清代嘉道时期的学者,由于其宦迹不显,著述流传不广,学术成就一直淹没不闻。但他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第一次辑录、校订古本《竹书纪年》,并极力为其正名,肯定其史料价值足以弥补《史记》等书关于三代古史记载的缺陷。雷学淇治学态度严谨,且颇具怀疑精神,是清代嘉道时期一位值得重视、其学术研究成果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重要学者。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编纂源流考述

清人选清诗是清代诗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常熟孙雄所著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是一部问世于清末的晚清诗歌选本.在此之前,孙雄编纂了规模更为宏大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所涉名家及诗作颇丰,这既得益于孙雄丰富的家藏及好友的帮助,也与他在报刊登载征诗启示之举有关.孙雄在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中抛弃了雕版、 铅印、 石印等久已成熟的印刷方法,使用了在当时尚未普及的"钢笔版"印制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刊印速度且节约了成本.这种印刷方式,也十分符合孙雄在编纂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中提出的"信手捏取"未为定本"等指导思想.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余治的“善戏”创作与清代劝善运动

清代官方通过全国性的乡约"圣谕"宣讲活动、刊刻善书及戏曲禁毁等文化政策,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劝善运动,以"木铎老人"自居的"善人"余治便积极参与其中。因此,具有崇善向善人格的余治便将自己的戏曲创作视为其劝善活动的重要一环,于是他便通过具体的戏曲作品来演绎清初诸帝的"圣谕"或善书中的某些观念,由此导致其《庶几堂今乐》(又名《劝善杂剧》)呈现出显著的善书性质。同时,余治还继承了因致力于导愚化俗而提倡儒学平民化并投身于乡约"圣谕"宣讲活动的王阳明及泰州学派的戏曲观,因此他多以百姓日用伦常为戏曲题材,倡导戏曲通俗化,并主张寓教于乐的戏曲创作观念。     

清代传奇《草木传》考略

清代传奇《草木传》的作者并不是蒲松龄,系后人伪托。依据《草木春秋药会图》中邱世俊《序》和作者《自叙》及相关方志文献,可认为《草木传》的作者是郭廷选。郭廷选,字秀升,山西壶关人。该传奇是依据汪价章回小说《草木春秋》改编而成的。郭廷选创作该剧,一方面以戏剧见才学,庋藏其博物多识和医药学问;另一方面略以寄慨,寄托其"立功勋"、"定华夷"的理想与抱负。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清代经史关系的嬗变与转向

清代经史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经史纠葛既受学术自身演化的影响,又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其主流表现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清初学者尊经重史,史学思想受社会变革及汉、宋兼采之学的共同影响,立足当世,批判现实,博求实证,经史之学的共同指向是经世致用。乾嘉时期,汉、宋分化,汉学特起,学风转化。汉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名物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及至晚清,社会危机催生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史学性"使变易历史观得以畅行。同时,因学术因缘与社会巨变的影响,使得经学由学术中心而边缘化并最后消亡,史学则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完成了经史互动的最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