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史专著——《浙江文化史》评介综述

由滕复、徐吉军、徐建春、卢敦基、叶建华、杨建华六位青年学者合作撰著的《浙江文化史》一书,终于在1992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省域地方文化史的专著,它弥补了我国区域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浙江文化史》一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文化史研究”的成果终结。自1987年该课题被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列入起,各课题组成员历经数年之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底完成了《浙江文化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浙江文化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述了浙江从古至近代的文化发展史。它     

六朝士风与美学

六朝士风与美学吴功正名士之风在魏晋以来经过正始、竹林、中朝的煽扬，已是风靡天下。衣冠渡江之后，其状况究竟如何呢？唐代杜牧诗云：“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确实，整个东晋、南朝名士的风格就表现为旷达、风流的格致。就其自身而言，它具备着怎样的品性...     

浙北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生态学分析

浙江文化史的研究是浙江地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本刊这期刊出了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分别对浙江史前的文化生态、吴越历史文献、唐代浙江诗歌、宋代浙江心学以及清代浙江学术与学风等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文化史的研究涉及的层面较广,本刊今后将继续从这一角度开展讨论。     

论浙东派

所谓浙东派,是指元末明初由以金华为中心的浙东地区的许多文人所组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宋濂、刘基、方孝孺等。这一流派在当时文坛上占有显著位置,对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曾起关键作用,因此,当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浙江文化史的学者,应对之予以足够重视。本文拟就这个文学流派的轮廓作一个大致勾勒,以为引玉之砖。     

南朝文风兴盛原因探析

中国文学发展到南朝刘宋时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此,文章创作之风愈趋兴盛.关于南朝文风兴盛的原因,概括言之,应有以下四端:文学观念的明晰和文学地位的提高;审美意识的增强推动创作的新变之风;帝王皇族重视、提倡文学,文士纷纷效慕,掀起创作热潮;士族钟情于文学,多把能文作为立身之本.上述四因素共同作用,从而促进南朝文风盛极一时.     

评《浙江文化史》——兼论古代越史中的几个问题

《浙江文化史》的出版,应该被认为是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块里程碑。值得我们从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此书加以重视,加以赞赏。我是在医院里读完此书的,由于整年地忙碌,我已经两年没有参加例行的体格检查,加上几个月来颈椎病的发作,才被住进了医院。入院之始,医生就对我身体的各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现在早已不是用一个听诊器到处扪听的时代,因为科学的、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在很大程度上凭经验的听诊器。而研究文化史也是这样,现在也早已不是单靠在室内查阅文献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从医院里说,诊病的手段已经到达了使用“CT”、“ECT”和“核磁共振”等精密仪器的时代;而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早期文化史的研究,我们也有了诸如“放射性碳素测年”、“热释光     

关于魏晋南北朝艳情文学的组成及评价

对于魏晋南北朝艳情文学的划定和评价，历来说法不一，且范围较窄。作者通过对该时期艳情文学作品的全面分析，认为艳情文学包括两层含义：一指辞采之艳，一指内容之艳。在这一概念支配下，文章指出：该时期的艳情文学应该由闺情诗、抒情小赋、南朝乐府民歌、新婚诗、同性恋诗等几个方面组成，而不应仅以南朝乐府民歌为准。该时期的艳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的艳情文学带来重大的影响。     

中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比较

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中世纪欧洲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作了整体上的比较研究，指出其在宗教独断与主题多元、骑士文学盛行与武士文学兴起、城市文学形成与市民文学繁荣诸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对这些文学现象在历史通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复杂性、矛盾性及其性质差异作了具体、细微的剖析。这一比较对研究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交融、分化乃至裂变现象有较深刻的意义。     

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

一、文化区若干问题的探讨1.浙江文化史的研究事实上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对于浙江这样一个面积虽然不大(全省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但内部结构却异常复杂多样(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文化均如此。)的省份来说,其文化史的研究就必然涉及到文化区的划分、文化区界线的确定、文化区界线的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的复合、发达文化区的转移诸问题的探讨。2.文化区诸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正日益为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证明。在以往国家、地区的发展战略研     

西施故里辨析

西施是浙江诸暨苎萝村人。但近年却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考证“西施出萧山”。本文就西施故里问题加以辨析,提出商榷。一、西施故乡在诸暨据笔者所见,直接声明西施出诸暨的书籍足有上百种。这里略举唐朝以前的六条史料:1.唐高祖时编纂的《艺文类聚》引《越绝》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2.宋《太平御览》引南朝刘宋孔灵符《会稽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又云:“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石”;3.南朝梁陈之际顾野王《舆地志》:“诸     

论西魏北周关陇地区文学发展

本文对现存西魏北周诗文作品进行梳理、统计,分析了西魏北周核心区域———关陇地区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情况。第一阶段,周氏创业期,以苏绰、唐瑾、李昶等汉族文人为主体,开创了文学发展基本格局。第二阶段,随着大量南方汉族文人的入北,以王褒、庾信为代表,引领文学发展,开创了迥异于东晋以来的南朝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江泽民向查良镛赠浙江史志书籍

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6月号发表查良镛先生访北京后所写《北国初春有所思》的长篇文章,首次披露今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接见情况和向他赠送《浙江文化史》、《浙江方志源流》等书一事。查良镛,笔名金庸,浙江海宁人,现任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1993年3月,查先生应邀访问北京期间,正值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19日中午,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请了他,一起“见故乡人谈故乡事”。下午3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     

“浙江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论述了文学“浙江潮”在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创建中国新文学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探讨了“浙江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次最生动的张扬及其为浙江和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     

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

1989年5月16至20日,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以《印度文学与世界文学》为题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举行了第四次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36名代表参加,共提交论文23篇。 5月16日,研讨会在川外图书馆会议室隆重开幕。印度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倪培耕主持开幕式,副会长刘安武致开幕词,川外副院长杨武能到会祝贺并讲了话。当日,陕西师大叶舒宪、徐州师院王海龙分别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和《传播与变异:佛教精神与     

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新思潮与新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各种当代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思潮研究与史论研究齐头并进,从时段史、地段史、主题史、文体史走向跨界史、文化史研究,未来或可拓展出跨媒介史、人工智能后人类思潮、生态思潮、翻译史、汉学史、世界华文文学、丝路文化史、跨文化融界等思潮研究,新科技时代的审美主潮将更加多元化。     

谢安葬地考

谢安(320—385年)是东晋杰出的政治家,他的遗骸究竟葬于何处,至今还是一个谜。据《南史》和《陈书》记载,谢安墓原在建康(今南京)梅岭冈?在南朝陈时遭到破坏,被迫迁葬。究竟迁到何处去了?一说迁到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一说迁到始宁(今浙江上虞县南部),还有一说认为以后又迁回建康。因此,本文拟对此作一考析。一、谢安遗骸在南朝陈时已迁离建康,以后并未迁回南京为东晋和宋、齐、梁、陈的都城,时称建康。城南的聚宝山,东晋初年豫章太守梅颐曾驻兵     

东晋南朝浙江农业生产发展的原因述议

东晋南朝浙江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孙吴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并跃居全国前列。会稽郡,良畴“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吴兴邪,“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东阳郡,“川泽沃衍”,“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金华山下,“漕渎通引,交渠绮错”,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空带山海,利兼水陆”的瓯越故地,到南朝萧梁末年,也已被称作“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足见当时浙江诸郡都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浙江地区成为当时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基地。所谓“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确实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试论南宋浙江人才辈出的原因

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在会稽(今绍兴)建立了越国,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网罗了大批人才。至秦汉设置郡县,浙江的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境内的人才,似泉初出谷,涓滴细流。西汉时西域都护府第一任郑吉,就是会稽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是东汉上虞人;此外如《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作者赵晔、袁康,也是东汉会稽人。晋室南渡,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中原世族,多避乱而定居江浙。浙江受中原文化的溉泽,文教渐兴,南朝相承,弥见繁昌,隋唐又以开通运河和对外交通的影响,经济与人文相得而益彰,浙江的人才与时俱进,有增无已。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三中说:“唐诗人千数,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兴(世南)、     

秦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

史学界历来认为,中国南方的农业经济在东晋以前仍处于原始阶段,本文通过秦汉至南朝南方农业的栽培技术、农田水利、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事实,说明在东晋以前,南方的农业生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又通过对南朝陈时诸县设置年代的考证,论证了秦汉至西晋时,南方的经济重心在长江以南到南岭以北地区;由东晋到南朝陈时,则移到了岭南两广地区。     

姜、张词风流播岭南述论

清代嘉、道以后,宗尚姜夔、张炎醇雅空灵词风的浙派逐渐占据岭南词坛主导地位。姜、张词风流播岭南,是偏远词坛对中心词坛受容的结果,而其之所以开始于此际,则和学海堂关系甚大。学海堂书院的创建与繁荣,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培育了大批具有醇雅审美趣味的词人,为姜、张词风流播奠定了人才基础;学海堂学长雅爱姜、张,其示范效应又有力促进了姜、张词风的流播。姜、张词风流播岭南的轨迹,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嘉、道时期,以吴兰修、仪克中为代表;道、同时期,以陈澧为代表;咸、光时期,以"粤东三家"为代表。在此过程中,岭南词坛完成了从初具浙派面目,到宗尚姜、张,再到渐有常派风味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