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辽代佛教赈灾活动的基础

辽代在其200余年的统治中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赈灾活动外,民间自救也是辽代赈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些民间赈济中,有许多佛教寺院和佛教徒参与其中。坚实的理论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佛教徒的赈灾活动在辽代能够顺利开展的后盾。佛教的慈悲观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辽代佛教赈灾体系理论与经济基础的两大来源。     

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述略

辽代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最初是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契丹的,后由于统治者的尊崇提倡,促进了佛教在契丹内地的发展繁荣。辽代佛教的发展是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论朝阳南塔折射的辽代文化

朝阳南塔始建于辽代,是目前中国北方保留最完整的辽代砖石塔建筑之一。南塔的外部结构主要包括塔基、塔身、塔檐、塔刹四部分,南塔的建筑结构、形制特点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经济生活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参考。朝阳南塔体现了辽代上承隋唐、下启宋代的契丹民族在佛塔文化上的诸多特色,比如辽代的宗教文化特征以及建筑文化特征等,南塔的建筑形制和雕刻艺术的特点是学术界研究辽代同一类型佛塔以及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     

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

在辽代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供养行为。钩沉辽代考古实物资料和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佛教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为“佛”（诸佛造像、佛塔舍利）、“法”（各类佛经）、“僧”所谓之“三宝”;施供之物品种类繁多,但以香花灯烛及衣食等为主;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分布于辽代社会各个阶层;供养模式,多为夫妻与子女等“合家”供养,亦有邑社众人集体供养者;供养人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往往还绘、刻自己的形象,置于被供养对象侧旁;供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为赎罪灭苦,或为祈福消灾。     

《全辽文》与辽代佛教

《全辽文》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看,其中完全或者主要是关于佛教内容的共有259篇,占其总数的23%。这些内容既涉及到帝王后妃,也涉及到平民百姓,其中还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千人邑”活动的记载,为研究辽代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还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佛教主要为密教,信徒普遍诵持陀罗尼真言,《全辽文》中为数众多的“经幢记”、“塔铭”、“墓志铭”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移民研究综述

辽代移民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学界已初步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但随着辽史研究整体向“精耕细作”新阶段迈进,辽代移民研究亦呈现出日益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辽代移民研究相关成果作简要评述,以飨读者。     

辽代松漠地理环境研究

古松漠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辽河平原的复合截接部位。它以今天赤峰市为中心外延到其他省市边缘,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长冬高寒的气候条件是契丹族以及辽代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辽代的国球──马球

马球在唐代由西藏传入中原,成为唐代主要体育项目之一。到了辽代日渐发展为国球;因马球独有的娱乐功能受到辽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享有特殊的地位;辽兴宗对马球情有独钟,亲自组织比赛;但因马球运动有利也有弊,对马球运动也有争议;马球成为契丹国球有历史的必然的主客观原因。     

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酿酒行业的发展方向及特色。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造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崇尚饮酒,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辽代部族军考

辽代将契丹及奚人等编作部族,目的在于使其继续保持固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同时组织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契丹国家。部族军是辽代最精锐的军队。左右皮室军,即南北皮室军,名不同而实同。     

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成果喜人。官、私并举的各级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为科举选官提供了大量青年才俊;不少以儒学见长的契丹族、汉族及渤海族官贵人士,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在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颇为时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