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郭象的无为论

郭象的政治哲学可称为无为论 ,他把无为解释成自为和不为 ,即自尔而为、无心而为。落在人事政治上 ,就是“各当其分” ,各在其位 ,位称其能 ,能尽其职。他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重在用人而不在于亲事 ,贵在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求自己必是天下之才 ,不应以一己正天下而应任物自得 ,同时应保护农本。“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即克服了矛盾冲突的最高和谐 ,是郭象玄学的终极价值理想。郭象以“独化”说论证无为政治 ,认为事物各自独立的变化发展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和谐 ,政治的运作因循独化之理 ,就能复归于和谐。     

哲学视域中黄老道家的理政之术

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以其基于自觉的天人无隔的整体大宇宙意识下的强烈家国天下之情怀,创造性地成功诠释、转化了老子的“自然无为”理念,推出了高标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的“无为”、“贵因”的理政之术。“无为”昭示了治世理政上的“不干涉主义”;“贵因”则倡言君王遥契道而包容所有人,涵纳其一切个性,真切看重并善于因顺和凭借臣下及众民的智慧、才能和力量,以圆满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由此昭示出黄老道家既不同于老子“自然的理想主义”、又不同于正统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可贵理性、现实性品格,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论齐物说及相应治道思想在先秦道家中的演变

在晚周流行的齐物诸说中,道家之说最为系统与深刻,在治道上的影响也尤其深远。道家的齐物观发轫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它首先意味着一种以均平、公正之心观物与应物的基本立场。基于此立场,先秦道家皆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以万物自化为至治理想。不过,先秦道家对于齐物内涵的理解及其治道之说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演变：在老子,他本着“齐物”之心充分肯定了万物的自我成就能力;在庄子,他在顺承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而将至治之成描述为“藏天下于天下”,且谓此“藏”是“公天下”的表现;至黄老道家,尽管他们仍不乏包容万物之心和与众共治的理想,但在列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势下,学者对于齐物的理解也逐渐趋于功利化和法家化,以至产生了“齐万不同”的专制之论。齐物内涵和相应治道观念的这种演变,既与道家思想自身演绎的逻辑性有关,也是它对天下趋于一统之势回应的结果。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淮南子》的“无为”理论

《淮南子》以道无为于自然、任顺万物之自然作为哲学基础，提出了其“无为”理论。通观《淮南子》全书，其无为理论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论述的：第一个层面是自然，主要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政治，主要论述君主与政治的关系。最后，实现了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统一，这是该书的一大理论创造。     

黄老治道的原则与实践

黄老学派在战国时获得主流学术地位,独盛的局面在中国思想史上延续了三四百年之久。该学派流行于大变革时代,此种风潮以两汉为界,以新莽改革为标志性事件。在变革时代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以王权建设和整合社会各子系统为重点。在黄老治道哲学的"兼利无择","利而弗利"和"天地不仁"的宗旨下,社会各力量都得以自由发展壮大。对此黄老哲学有关于"仁义礼薄于道德"的论述。而汉代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利益倾向性也开始固定。黄老治道对"道"的阐释富有层次性和操作性,主张"天为人稽"。黄老哲学尊崇君势,也推重能臣,主张君臣不相僭越,一体同唱。王治国凭借"内刑"而"自得"的"王术",王术即道。法在原理上出于"道",但在应用层面,则强调出于"人心"。本文还指出,《管子》以"水"论"道",其经济思想符合黄老治道哲学。     

《新语》无为思想的儒学渊源

《新语》中的无为思想主要源自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 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新语》的理想治国模式与儒家大同思想相似,而异于黄老道家的治理模式。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师承问题的一个案例研究

学界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从荀子与韩非子的师生关系出发,来论证二者性恶论的传承。然而,在思想史研究上,二者的师生关系的证据,并不很充分。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本身并不足以支持师承关系。后者还需要以二者思想近似为前提。上述流行观点,有在师承关系与思想近似二者间循环论证之嫌。就哲学上的人性论之比较而言,虽然学界对荀子持性恶论还是其他人性观有争议,但是持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同意,荀子认为无分则乱,并要通过化性起伪来止乱。与此相对,韩非子承认人有质朴的一面,他也承认靠这种质朴自然而然地达到人类和平相处的可能性。这都与荀子不同,而与《老子》呼应。但韩非子又认为,这种质朴的人性无法抵御物质匮乏的挑战。面对这种争和乱,韩非子否定包括荀子在内的儒家所推崇的道德培养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而强调因顺人情。这又与黄老的立场更接近。因此,在人性论上,韩非子的思想更近黄老,而与荀子有关键区别。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韩非主张治国的基本方略——赏罚依法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它们分别是: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这五个方略,而赏罚依法是基本方略。认识其赏罚依法基本方略的内涵,对认识韩非的整个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老庄法哲学的中庸态度与虚无主义倾向

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认为,“自然”是人最本然的境界。因此,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应倡导“自然”的统治,即做到“清静无为”,惟此才可望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礼法等则属于人为、有为之物,在老子看来,应服从道,所以“以道统法”;在庄子看来,应属坚决摒弃之物,所以倡导“法律虚无主义”。老庄的这种法哲学思想,一方面以其“有为”—“无为”—“无不为”的逻辑,显示其中庸风范;另一方面,又因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否定,而具有虚无主义倾向。     

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失其真与不具存：王弼《老子注》对有为之治的反省

在道家政治哲学中，对“有为”之治的反省构成了理解“无为”政治的重要参照。《老子》文本在“无为”与“有为”的对举中给定了理解政治秩序的基本架构，并且描述了由多种为政方式构成的逐渐衰坏的阶次。王弼在继承这种思想的同时，对原本语焉不详的各种为政方式做出了具体描摹。王弼解释了各种“有为”之治的施政手段及其治下的状态，进而将“有为”的弊端提炼为“物不具存”与“物失其真”。在“有为”之治下，“伪”与“失真”是普遍存在的，而伪善的产生在根本上源自君主“有为”的偏私以及由此造成的“物不具存”。王弼将“物不具存”“物失其真”的问题，与为政方式的退变阶次结合起来考察，完整地勾勒出政治运作及其退变的内在机制。     

贾谊述略

西汉早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其学说兼有儒、道、法三家思想,这与其学术师承源自荀子有关。在政治思想上,贾谊主张：君主自身修养应实行道家的“虚静”、“无为”;君主治理民众应实行儒家的“仁义”、“民本”;君主对待朝臣应实行儒家的“阶级”、“礼治”;君主控制诸侯应实行法家的“集权”、“削藩”。在学派归属上,从批评汉初推行的“无为”政策看,贾谊不属于道家;从指责商鞅捐弃礼义,导致世俗日败而乱至看,贾谊不属于法家;从重视“礼治”,要求君主尊士爱民看,贾谊属于儒家。贾谊虽年三十三而终,但留下不少著作。不过,贾谊著作遗失颇多,至今存者仅有《新书》五十五篇,赋五篇。     

自然与治道——先秦诸子自然状态学说的比较研究

在先秦诸子中，早期道家虽然使用了 “自然”或是与之相关的以 “自”为名的一系列 术语，但这些术语所指示的内容却不是现代政治哲学语境下的 “自然状态”。老子及黄老道家所讨论 的 “自然”主要还是一种无为政治的结果。当然，先秦诸子中仍不乏对政治国家产生以前的人群状 态的关注。《商君书》及 《庄子》中描述了某种朴素、无争的自然状态。而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则认 为在政治国家产生以前，人群处于一种相互伤害、充满纷争的混乱状态。他们对于自然状态产生的原 因又有着不同的认识，并据此给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治理方式。     

论《老子》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皆欲以其学说影响于政治,而当时政治的集中表现就是“帝王治道”。在古代,“帝王治道”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概念,它可以包含很多内容,并非为孔儒一家学说所包揽,而需要诸子百家对之加以补充和丰富。《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从思想的倾向性来说,《老子》的立场常常与儒家相对立。《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其反向思维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缺失和盲点。本文从“以道修身、以道治国、权谋思想”三方面论述《老子》一书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新诠

黄老道家强调君主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制,充分尊重、因循臣民的才能和智慧,并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最太空间和深厚土壤.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追求确定性和同一性,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技术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进而将个体打造成毫无个性的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所彰显出的独特卓异的政治智慧迥异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政治运转法则;它对澄明被遮蔽的实践智慧、舒展被压制的 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