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崇儒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

辽朝在建国初就开始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为了顺利实施这一既定政策,辽朝统治者首先统一君臣的思想认识,其次是大力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和大量收求中原图书典籍,使尊崇孔子、提倡儒家文化成为辽朝社会生活的时尚.辽朝的"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一是儒学契丹化;二是儒、佛、道三教并兴,和谐发展.经过辽朝的努力,儒家文化在北方游牧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华夷同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尔衮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动向

本文认为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的时期,清初稳定的高度专制主义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却阻滞并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作为这一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多尔衮,他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动向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问题很值得商榷。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论永乐帝时期宗教对明朝统治的作用

明朝永乐帝统治时期,在以儒术作为统治基础的同时,注重用释道二教巩固其统治,具体表现在用释道二教巩固继统和实行思想统治,用释道二教实施民族和对外政策。     

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

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建立儒家思想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历代统治集团大都非常重视文献整理活动,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传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含的秩序建构逻辑。     

“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丘濬民族思想蠡测——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丘濬为明代鸿儒之一,乃理学之名臣。《大学衍义补》为其毕生著述中最倾心之作。“内夏外夷”与“防夷乱夏”构成了丘濬“夷夏之辨”的限阈格局与核心观点。其民族治理政策突出表现为以“民族自治”为主的德化慎远之策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朝贡体系建构。“和守兼备”“安危并济”式的“御夷”原则加之“屯戍息民”与“攻伐七策论”共同形成丘濬对待“四夷”民族的安边之法。丘濬的民族思想具有“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的两大鲜明特征。     

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

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浅论纳兰词与清初文化政策之关系

纳兰词不仅以哀感顽艳的情词感动读者,而且总体上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文化信息。它反映了清初一个满族贵族青年完整的精神世界,概括了他的人生梦想和人生际遇,代表了清代初期在满汉文化的撞击下,一个融满汉文化于一身的满族贵族经历的壮志激怀、矛盾、苦闷。这是纳兰词在自然流利、凄美哀婉、真切感人的文字下面蕴含的本质内容,是纳兰词形成“浅即为美”、“浅即为深”的审美特质。     

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

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受创甚巨:在学校数量上,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在日趋下降;在教育制度上,开一时风气的中学会考制度、男女共校制度惨遭废黜,方兴未艾的小学义务教育受到粗暴的遏制,蓬勃而兴的私立小学亦遭致命打击;在课程设置上,教科书中凡是有关爱国、抗日以及拥戴孙中山等内容全部被删去。此外,日语在中学课程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甚至被列为小学必修课程之一。与此相关联的是,日语教师的地位也空前上升。在此期间,日伪还不断向北平中小学师生灌输"复古"、"反共"等思想,着力在意识形态上加紧控制广大师生。     

华夷世界与日本——山鹿素行的地位

信夫清三郎认为中国在亚洲创建了特殊的国际秩序,以内"华"外"夷"的朝贡制度或宗藩体系构筑了"中国的世界秩序";17世纪后半叶的山鹿素行开始脱离中国中心主义转向日本中心主义,"华夷"观念获得日本中心主义的理论重构,然后18世纪兴起的是"国学"与"兰学".友枝龙太郎认为17世纪的徂徕学派之所以不尊孟子主要是由于孟子的汤武放伐论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这反映了日本尊君的政治结构及生活传统;在斥孟这一点上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等近似,而先于徂徕的伊藤仁斋则比较接近於朱子.伊藤仁斋及其子孙的古义堂家学是日本罕有的学问世家,贝塚茂树根据仁斋所读书、所藏书的历史情况,考证认为仁斋年轻时未读到<朱子语类>而只读了节选性质的语录且所读程子书甚於朱子书,故程子兄弟於仁斋的学风影响要大於朱子.18世纪的太宰春台认为贝原损轩由信奉程朱到晚年质疑程朱,这是损轩的巨大进步与转折,但损轩只怀疑程朱学不合圣学但未知程朱学正是通过孟子之变异而发展过来;春台敬佩损轩的学识但他认为他自己排程朱、复孔学的努力是损轩所不可及的.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党建国以来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的价值理念和特点探究

从建国以来到社会主义改造,再从社会主义建设到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并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政策思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性质决定了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方面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人民利益至上的使命性、始终如一的政治性、坚持不懈的实践性、推陈出新的发展性和矢志不渝的长期性的基本特点。     

从《大学衍义补》看邱濬对“华夷之辨”的释读

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以其恢弘的史学视角和满富激情的历史评论,对儒家原典中的＂华夷之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补释,该书不仅重点诠释了中国传统对外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些主要特征,而且对古代外交政策中的得失给予了辩证而理性的评价。尽管邱濬受时代影响,对前代历史尚存一些偏见,但是,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巨匠,邱濬的历史批判精神、勇于提出问题的魄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仍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清初学者王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命运

作为遗民子弟,清初学者王源早年受父亲和师友的影响,推崇忠孝,尊王而斥程朱;在结识李塨、颜元后,治学开始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束缚,从制度层面探讨治国经世的方略。然而终其一生,困顿潦倒,所学无用武之地。其学术思想反映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试图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趋势,而未见其用的学术命运则凸显了颜李学术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困境。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自然资源管理合法性的转向

和世界各国一样,中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多次重大变革,都是为了解决一直存在于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一大难题——自然资源保护和当地社区居民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仅依靠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等手段的强制模式不能完全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容易引起自然资源管理的合法性危机。社区共管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实现了自然资源管理从合法律性到合法性的转变,基层资源管理部门的权力实现国家体制自上而下和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双向授予,同时在具体的管理中也实现效率机制与和合法性机制的发展和互动。社区共管促使自然资源管理的合法性从统治向治理转向,可以通过社区参与,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实践中去不断完善。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农村社会结构的殖民地化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土地的大肆劫掠,使东北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发生很大变化,无地农户比例上升,佃农和雇农数量剧增。封建地主在新的形势下,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相结合,其势力得到扩充和发展,部分地主日益汉奸化。日本移民作为特权阶层,逐渐演变为中国领土上的新兴异族地主。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有给地主做雇工,过着殖民地统治下的亡国奴生活。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农村社会结构是殖民地统治下的畸形社会结构,是被抛出正常历史轨道的畸变与蜕化,极大地加速了东北农民的破产进程。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

政策作为一定政治系统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于公共政策活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机控制,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和有序发展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往往取决于政府管理是否有效.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管制功能,通过公共政策可以规定政策对象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此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由于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政府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政策必须首先从分析政府工作开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的特权,政府官员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统治决策,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实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