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论冯国璋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贡献

毋庸置疑,冯国璋曾经充当过清王朝和袁世凯政权的“功臣”,参加过屠杀义和团和镇压辛女革命及“二次革命”的罪恶活动,然而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斗争激流的波及下,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浪潮的推动下,他的思想也在逐渐地由维护帝制转变为拥护共和,其表现则为促使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平靖张勋复辟叛乱,其言行对我国近代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往史学界对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议论争不已,而对在反对帝制维护共和斗争中较段棋瑞更为有影响的冯国璋却无人问津。为了还其历史的原貌,撰此拙文,略陈己见。     

护国战争与旧桂系的兴亡

爆发于1915年12月的护国战争,是一次以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战争,它是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护国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陆军将校联合会述论

南北统一之前，出于对袁世凯的暂时警惕，黄兴发起成立了“陆军将校联合会”，主张军队政治化，反对军队国家化，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之先河；南北统一之后，听信袁世凯发扬共和谨守宪法的誓言，黄兴退至军队国家化立场，亲手取消了“陆军将校联合会”。陆军将校联合会的命运轨迹，清晰折射出黄兴的心路历程。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袁世凯的妥协与南北议和

辛亥革命以南北议和取得成功而和平地步入共和之路.毫无疑问,袁世凯的妥协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缺乏以袁世凯为主角的研究现状是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课题的.因此,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妥协内容及其生成历史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看辛亥革命胜而复败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于它结束了0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它只是赶跑了一个封建皇帝，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取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反帝反封建两大基本任务都没有完成。它最终失败了。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正式解职；4月2日，临时参议院决定迁都北京。这样，袁世凯新政府成立，同时宣告存在仅仅三个月的资产阶级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辛亥革命由股转败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笔者着重谈以下几点看法。一、资产阶级革…     

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在考察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历史篇章时,必须承认,袁世凯倒向共和对于废除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承认这一历史作用是不客观的。综观袁氏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错综复杂,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它绝不是偶然性的表现,而是必然性的结果。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

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郭剑林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几乎每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都一律骂倒。诸如：“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源，无非来自陈...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共和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民主共和政治遭到失败,国家政治走向分裂.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建构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