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制约权力"是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

腐败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以"社会制约权力"为切入点,探讨腐败产生根源,力求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提出新的思路,对反腐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规范行政权力是防治腐败的必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权力缺乏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规范行政权力入手,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权力严格限定范围并辅之以公平化、规范化的措施,是防治腐败的必要手段。本文试以国家行政权为例,探讨规范权力、防止腐败的途径。 一、通过法律设定并且限制行政许可权的范围,是规范权力、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置的行政权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影响的行政许可权)比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行政许可权作为国家对社会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它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也就成为防治腐败、规范权力的一个重要的     

实施社会控制现代化,抑制腐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腐败现象,完全可以按一般教科书定义的两个标准来衡量,(1)滥用公共权力;(2)为私人目的来滥用这种权力。反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从“米兰丑闻”到“金丸信受贿案”,巴西总统被弹劾,都有腐败的身影,在这些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展反贪污运励,建立监察机构,惩治一些下级官员,偶尔也有一位部长被迫辞职。但是,无     

从单一"政府定位"到多元"社会选择"--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

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治理结构变革使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这种变化推动着国家权力的分化转移和社会公民意识的显现表达,从根本上改变了全能政府的角色和地位,政府通过提升自身能力、实现社会整合、增进社会福利的新的公共管理方式,实现利益重新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结构正日益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转变,最终实现"善治"的基本力量.本文即以温州商会这一社会中介组织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问题.     

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权力运行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坚强决心，对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关注和研究执政中的权力、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途径问题。一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会导致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严重影响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妻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于权力腐败根源的探讨

权力腐败是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良现象。寻找权力腐败的根源,不可仅仅归因于权力本身,也不应抽象地归因于人的自私性。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深入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认识到权力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和剥削观念。因此,消除剥削制度及其观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权力腐败的治本之道,但同时不可忽视腐败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残余与外来渗透,因此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不断巩固和完善。     

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及其规制

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主要表现为侵犯消费者、员工、会员与非会员以及公众利益四种行为,其动因在于行业协会是代表行业和会员利益的互益性组织和俱乐部组织,或者是为管理层所俘虏的官僚机构.转型期我国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使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成为可能.因此,需要从完善和细化<反垄断法>、明晰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职能边界、完善行业协会治理机制以及推进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来规制行业协会的"权力越位".     

论行政权腐败的成因

中国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失职不作为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本文在分析了行政权异化的现状及成因后认为:导致行政权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监督不力所造成的,并通过此研究为政府解决腐败问题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可操作性的理论依据。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为政以德与良心入宪

鉴于我国权力腐败、社会腐败等问题的凸现,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我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由于未能准确把握先秦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真谛,将重点放在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而不是重在要求执政者实行"法治下的德政",因而收效甚微.本文认为应当在法治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社会权力化,使之成为约束执政者权力的辅助力量."为政以德"还要求"良心入宪",要求执政者恪守政治伦理和司法伦理.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