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书法"初探

中国私修家谱自宋代以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点的书法。家谱的书法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书法是指家谱表述内容的书写规则,广义的书法则同时包括对家谱内容记载范围的规定。本文首先讨论家谱书法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进而探讨形成这些书法特点的内在原因,指出家谱书法的形成与家谱的收族宗旨和纂修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有直接的关系。文章最后从家谱书法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家谱书法的时代特征。     

《周太谷手迹和题跋》探索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95年第5期刊登了刘德隆先生《〈周太谷手迹〉和刘鹗题识简析》一文,对我很有启示。关于《周太谷手迹》照片之事,1984年朱安平先生编辑《仪征文史资料》第一辑时,向我提出要配周太谷墓与太谷手迹照片,这样我拍了故人李兴甫先生于1983年11月送我的《周太谷手迹》照片并被采用。王子淳同志于1993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编发我的拙作《太谷墓与太谷学派活动》一文时,从《仪征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又翻拍采用,故字形多不清楚。现将我所保存的石印件《太谷手迹和题跋》全部介绍如下,并尽力探讨内在内容。     

《周太谷手迹》和刘鹗题识简析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第11页刊有《周太谷手迹》一幅。惜不甚清楚,且仅有周太谷本人墨迹,无诸多后人题识。笔者对太谷学派多有关注,对这一《周太谷手迹》亦曾亲见,故撰此文以就教于诸方家。 这一周太谷手迹为一幅中堂,全文为: 天潢疏润,圆折夜光之采;若木分晖,(衤农)华朝阳之色。故能聪颖外发,闲明内暎,言容成则。智歸贤棣正可。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独具风韵的中国报头书法

报头亦称报名。在世界报刊史上,中国的报头书法独具民族特色,堪称书法园地中的一枝奇葩。中国的报头大多为名人所题,因此,每一个报头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不但有收藏价值,而且使人赏心悦目,从中得到和谐的、美的享受。各式各样的报头题字,楷、草、隶、行无所不包,风格迥异。有的刚劲有力,入木三分;有的矫若游龙,飘若浮云;还有的雄浑粗壮,错落有致。在中国报头书法中,既有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墨手迹,如毛泽东的《人民日报》、周恩来的《参考消息》、叶剑英的《羊城晚报》、邓小平的《今晚报》,也有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题…     

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

伟大航海家郑和的乡里家世,《明史》本传记载简略,七十二年前袁嘉谷先生发现并考证了昆阳的郑和父马哈只墓碑,四十七年前李鸿祥将军发现了云南玉溪的《郑和家谱》,袁先生命士厚作了考释,才了解郑和是云南昆阳的回族马氏,父,祖都朝觐过麦加,称为哈只。曾祖名拜颜。1983年、1984年两年,我先后发现了南京的《郑氏家谱首序》及云南巍山的《赛典赤家谱》。《首序》将郑和的家世由郑和的曾祖拜颜上溯到十一世祖、西域布哈刺国国王所非尔,《家谱》更上溯到三十七世祖阿拉伯的伊斯兰教领袖穆罕默德。我对这两本新发现的谱牒,已经先后写了《南京郑氏家藏·北京民族文化宫新发现郑和家谱首序》及《从新发现的赛典赤家谱中进一步探讨郑和的家世源流》两篇文章加以考证。     

《郑和家世资料》序言

自从一九三五年在云南发现玉溪郑氏收藏的《郑和家谱》以来,到目前为止,前后总共发现了五部有关郑和的家乘谱牒,这就是李士厚同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中的《马公墓志铭、郑氏世系家谱》,一九八三年李士厚同志先后在北京和云南收集到的《郑氏家谱首序》、《赛氏总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书集传》中的“文公亲帖”

元麻沙刘氏南涧书堂刻本《书集传》,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该书卷首,有朱熹写给门人蔡沈的四通手书,称为"文公亲帖"。一直以来,罕为学界所知。从文献的角度看,此"亲帖"乃朱子手书,其内容比所有传世版本都更准确。将此四通书信内容,对照四部丛刊本或朱子全书本,文字有不少优胜之处,因而也就更具校勘价值;从书法的角度看,此帖的重新发现,为朱熹传世的手书遗墨增添了新的品种。     

理学家的书法观——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朱熹主要精力用在阐发圣贤之学上,他著述宏富、弟子众多,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接。然朱熹自幼喜好书法,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和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朱熹成功地构建了其理学家的书法理论。朱熹对书法的认识闪烁着真知灼见,对后世的书法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熹的书法声名远播,"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圭璧"。其书"意致苍郁、沉深古雅",为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红楼梦》中的书法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它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书法,也被曹雪芹运用其中,充分发挥了书法的文化与交流作用。书中关于书法描写的方面很多,这些内容与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密切相关。本文拟从《红楼梦》文本入手,通过对书法方面的描写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其文化意蕴与内涵。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朱熹作过《〈横渠集〉校补》吗?——束景南“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说献疑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横渠集》的校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他对张载《文集》遗文的搜集、版本的比较研究、刊刻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以及对吕祖谦刊本的肯定和批评来看,他确实对《横渠集》下过一番整理的工夫,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笔者却很难赞同束景南先生"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的结论。可以说,朱熹之于张载《横渠集》,是有"校补",但不一定有"《校补》",更难说有过"刻版"。但不管怎么说,对《横渠集》校补的关注和投入,的确是朱熹全面理解张载思想的重要步骤。     

朱熹对“明明德”之诠释

<正>本文从《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的文本入手,试图梳理朱熹对"明明德"的诠释思路,并以此考察朱熹对《大学》篇反复解读的核心要义所在。一、需明之"明德"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明德"解释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明德"是人的本性,来自于"天",并不是通过日后经     

《黑白记》的书法理念

戴明贤是著名书法家,诸体咸备,行草尤擅胜场,著有《戴明贤书印集》《大家范本·戴明贤书法卷》等;也是著名书法理论家,其《黑白记》对书法的本源、书法文化以及笔法章法等都做了精深的研究。是书可谓"津逮来学,诚为有裨"。     

读《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印本三题

红学界朋友秦涛、杜春耕、邬小慧等 ,为纪念《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于 2 0 0 3年斥资在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重印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甲戌本” )。重印本在 2 0 0 4年问世。我虽然过去也读过“甲戌本”影印本 ,但正如冯其庸先生在“甲戌本”《题记》中所说 :“至今红学界和学术界的朋友要读此书 ,却成为难事。”因此我收到香港红学家梅节先生寄赠给我的“甲戌本”以后 ,我仍然从头至尾将该书细读了一遍。由于“甲戌本”第五册附录了几幅刘铨福和他父亲刘位坦的手迹 ,还附录了胡适先生当年购得甲戌本时原…     

相遇:马勒伯朗士与儒家的对话

马勒伯朗士的《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存在和性质的对话录》着力捍卫基督教神学,借着对朱熹学说的"无神论"式解读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从而与斯宾诺莎"自然神论"划清界限。庞景仁曾对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进行比较,发现两个范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认为马勒伯朗士的批评主要是基于文本的误读,以及其站在神学立场对儒家文化的质疑。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庞先生的"朱熹的‘理’具有人格神的特征"这一结论出发,返回到马勒伯朗士和儒家"相遇"的语境中,探讨马勒伯朗士与儒学的对话情境中其"上帝的观念"这一核心立场,从而理解一种异质文化对儒家学说批评的合理向度。     

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看朱子对修辞技巧之高度重视

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对朱熹各种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文字的具体阐述中,也可看到朱熹对各种修辞方法的重视,许多细节内容可以纠正学界流行的朱熹"重理轻文"观念倾向,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辩证地认识朱熹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