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生育表的编制及诠释

以往在探讨人类生育模型时,均视妇女年龄为基本变量,由于中国从７０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已不单纯取决于妇女的生育能力和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妇女的年龄在决定生育方面就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孩次反而成为生育模式之重要因素。本文以孩次为研究妇女生育的基本变量,采用生命表的原理,根据孩次来总结妇女的生育经历,提出了编制生育表的方法,并利用１９９０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构建和解释了１９８９年中国人口生育表。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孩次递进比的确定因素与近似估计

孩次递进比的概念是法国人口学家亨利(L·Henry)于1953年首先提出的。它表示在生育了i孩次(i可以是0,1,2,……的任何整数)的同批妇女中,至少生育了(i 1)孩次以上妇女所占的比重。由此,我们可把在一定时间内递进到同一孩次的妇女称为同孩次妇女群。妇女通过生i孩进入该群“人口”,通过生(i 1)孩退出该群“人口"。但如果要     

中国孩次生育概率影响因素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２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有关育龄妇女生育数据和村级社区资料,收集被调查县经济和省的生育政策数据,运用多层次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社区、县级和省级四个层次研究影响农村育龄妇女个体生育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年龄因素外,农村育龄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低孩次生育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孩次的增加,社会经济对孩次生育概率的作用逐渐减小,并且在县级和社区级的误差项逐渐增大,这说明育龄妇女高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用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来解释。随着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的降低,高孩次生育的影响因素研究应主要从文化因素上去考虑。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孩次性别递进比研究

作为孩次递进方法论的新拓展,本文以新的理念和方法,创立了孩次性别递进比人口发展模型及孩次性别递进比指标系列;开创了独特的人口指标类型及其表达形式;给出了计算方法和实例,探讨了应用前景,论述了孩次性别递进比方法的应用前景和在出生性别比分析中的独特优势。     

教育程度对吉林省妇女生育状况的影响分析利用生育孩次递进比对育龄妇女队列的分析

许多人口学者的研究表明,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对其生育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间接因素。那么,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妇女,在其它社会经济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其生育孩次状况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其相差程度究竟有多大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而答案本身将对宏观调控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方法说明及数据说明１９５３年,法国人口学家亨利提出了生育孩次递进比的概念。生育孩次递进比ａｉ表示一个队列成员中生育过第ｉ孩的妇女继续生第ｉ＋１孩的比例,即ａｉ＝至少生育过ｉ…     

农村孩次和性别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是公共转移项目和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在中国文化中,这一概念相对比较新颖。目前尚无子女的孩次、性别与中国农村老年人代际时间转移之间影响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角度,按子女的性别和孩次,探究时间转移的动机。本研究的数据为2009年从中国安徽省巢湖地区收集。研究结果显示从父母的视角分析,子女的孩次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性别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本文讨论了对政府政策和未来研究的启示。     

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中国农村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

代际转移动机对公共项目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货币转移则是代际转移的重要和常见形式。国内对于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代际转移影响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通过采用利他主义和交换假说两种理论模型来定义代际转移动机,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视角分析子女性别、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农村地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用。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中国育龄妇女孩次递进比分析

通过孩次递进比计算方法的比较选择,本文运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分别计算中国2000年育龄妇女的各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城乡孩次递进比、区域孩次递进比,揭示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分布状况.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吉林市13个村育龄妇女现有子女状况的分析

<正> 1992年4至7月,我们对吉林市5个县(市)8个乡(镇)的13个村的人口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考核。这项考核共走访了2,816户,11,454人当中的2,491名已婚育能妇女。通过汇总发现,现有孩次比例,不是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发展而一孩比例升高、二孩和多孩比例下降,而是二孩比例高于一孩比例,甚至有的村多孩比例高于一孩比例。现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一、已婚育能妇女现有子女的比例在经过走访的2,491名已婚育能妇女中,无孩者160人,占妇女总数的6.4%;有一孩的801人,占妇女总数的32.2%;有二     

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及孩次性别递进指标体系

文章以生育率下降和出生性别比升高为背景,创立了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和方法。作者以全新的理念和形式建立了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及其指标体系,详细介绍了计算步骤和分析过程,概述了它们在人口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一种独生子女数量间接估计方法

文章在讨论独生子女特定含义的基础上,以事实独生子女母亲为研究对象,从孩次性别递进基本思想和方法出发,给出了一种从生育率和生育间隔计算一孩独生概率的方法。作为独生子女数量间接估计方法应用的实例,文章对中国2000年末和2007年末的独生子女数量进行间接估计。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再婚、再婚生育问题研究──对湖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湖北省的资料,通过对再婚与初婚育龄女性的文化程度、职业、生育孩次构成等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再婚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更低;城镇育龄女性再婚率随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农村再婚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是“U”字形。再婚育龄女性生育孩次明显有别于初婚。再婚生育多孩需求明显,城市再婚生育二孩尤为突出,应引起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