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看商周时期的采集习俗

《诗经》反映了商周时期仍与农耕生产并存的在人们的物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采集劳动。从事采集工作的以女性为主,她们借助简单的工具,于山涧、泽畔采摘品类众多的野菜和果实,这些采集品除食用外,还被用于养蚕、纺织、祭祀、医药、制衣、包裹、缩酒,甚至被用为传情达意的媒介,服务于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人们通过采集劳动逐步熟悉了季节的变化和植物的生长规律,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展历程。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化、空洞化。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来临。     

从葬日制度看商周时期祖先崇拜的变化

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之一,葬日制度也经历了较大的不同.由最初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卜算甲乙丙丁十干到战国对于子丑寅卯十二地支的尊奉.葬日制度的变化背后体现了祖先崇拜的变化与不同.对于祖先日神上帝的崇拜转为对祖先上帝的畏惧恐惧心理.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

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判断神权政治的核心原则即是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殷商贵族对日神和天神的高度崇拜入手,探索商代神权政治的初步建构;并论证西周贵族对神权政治新理念的形成与神权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     

从《诗经稗疏》看王夫之的《诗》学阐释学方法——兼与雷庆翼先生商榷

针对雷庆翼对《诗经稗疏》的批评,从不背事理和非为卫道两个方面加以反驳,考察分析了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表现出的《诗》学阐释学方法有三种,即审文辨字,正本清源;依古立意,博采百家;审之以理,求之以意。     

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本文将考古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文献相结合,讨论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引发的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到周文化统治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论述海岱地区商文化、周文化、夷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尝试解决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从《诗经》看商周酒文化现象及其精神

(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她为世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酒文化也源远流长,自有特色。中国同埃及以及巴比伦,已被公认为世界并列的三大酒文化古国。世界上古代各个民族,大都把酒视为具有很大魔力的神奇之物。古希腊悲剧的诞生,直接起源于“酒神祭”的仪式。尼采就认为希腊悲剧的起源与充满活力的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     

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西周文化的紧密关联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一般的儒家伦理研究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跟周部族拓荒时代的关联。儒家伦理如何受到周部族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可以认识到。尤其是《豳风》,《豳风》反映了周族先贤在豳地的经历、生活和文化,儒家伦理受《豳风》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伐柯》这首诗上;此外,《大雅》的《公刘》、《绵》等诗篇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诗经》的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确实受到了周族先贤及其文化的影响。     

从《诗经》看“西周铁器”说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曾依据《诗经》记载最早提出“西周铁器”说;以后他又对此予以检讨和修正,最终在史学界形成一般所认可的“春秋铁器”说。不过,根据现代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古籍进行综合分析,“西周铁器”说其实并不为错。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从《诗经》中的“束薪”看古代婚俗

“错薪”、“束薪”、“析薪”等词语多次出现于《诗经》中，古代注诗发微者，都有所重视，指出它们与婚姻爱情的密切关系。历来研究者也作了“束薪”、“析薪”所代表的婚姻意象的研究。本文试从“束薪”这一现象入手，多角度地分析它的文化内涵，从而反映中国古代婚俗的变迁和特征。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

恋爱、婚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古往今来,描写爱情婚姻生活,是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重要题材。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便大量地收录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诗经》中的婚恋诗记载了几种不同文化意义上的婚恋现象,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周代婚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诗经》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很多诗篇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考察周初统治者、卿大夫、下层士人三个阶层忧患诗歌的特点,揭示了其忧患意识的差异,及忧患意识产生、发展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人类理性觉醒之间的深层关系。     

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

《诗经》和"楚辞"作为先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成,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人文地理和历史演进不同阶段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分野;思想取向上务实入世与玄想超越的异途;思维方式上理性思维与巫术思维的区隔;审美意识上和谐含蓄与奇崛铺张的迥异等。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王船山《诗经稗疏》治学方法管窥

王船山《诗经稗疏》在名物训诂的辨正上,纠正了朱熹《诗集传》中不少错误,补正了毛《传》、郑《笺》之遗,其说精彩纷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别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脣’释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蒿蒌……于木,则辨《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