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儒家德行伦理学：与黄勇先生商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德行伦理学"能更好地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质.他的证说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作为具有互释性的儒家概念,"德行"与"德"皆将品格与行为视为一体之两面,"德行"并非以"德"作为"行"的修饰词.由此,virtue虽然不能被翻译成"德行",但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否定"儒家德行伦理学"的结论亦不能成立.其次,"德行"而非作为品格的"美德"才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概念.在儒家那里,从品格无法派生出情感与行为,而"德行"则能定义品格与行为,所以,"儒家德行伦理学"才是更为恰当的表达.最后,"儒家德行伦理学"并没有排除对情感的关注,而是在品格评判中同时兼及情感与行为两个向度,由于特定原因而未发行为的不正常情况得到了儒家式的独特应答.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其限制了儒家伦理学的范围.要彻底走出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唯有"德行伦理学"才能表达儒家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纪昀之“礼”思想探微

纪昀在继承儒家传统"礼"的基础上,主张人的世界是一个由"礼"构建的世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礼",表现在人身上就成了一种遵循礼法的德行,人与人之间圣凡之别都是由"礼"之道德评价来赋予。     

传统儒学中的家庭德行教育启示

家庭德行教育的失败是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而美德与践行的严重分离是造成家庭美德教育失败的核心因素.因此,通过对传统儒学中家庭德行教育成功的经验进行梳理,尤其是借鉴可以有效地弥补美德与践行之巨大鸿沟的资源,从而结合当代家庭的新特征,可以改善当代家庭德行教育的可能路径.     

“战国策”派与儒家思想的三重对话

"战国策"派在其主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中与儒家思想展开了三重对话。第一重对话是应和式的充实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赞同或至少不否定儒家思想,并对儒家思想进行结合实际的申说;第二重对话是反叛式的时代性对话,即"战国策"派从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出发,完全地否定儒家思想;第三重对话是借鉴式的开放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跳出中国、放眼西方,以尼采的意志哲学鉴照儒家思想。这三重对话着眼于改造民族精神以应对抗战的迫切需求,最终表现出"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崇奢"还是"隆礼" ——"新子学"视域下郭子章《奢俭论》的辩证逻辑

在儒家看来,"奢俭"的问题以是否符合礼法为判断标准.若符合礼法的标准,则即使是铺张也不能算是"崇奢",而只能算是"礼法之奢",但不应该肆意挥霍,而是有一定之规;若不符合礼法的标准,即使是为满足耳目口腹之欲,也不能算是"尚俭",而只能算是满足私心私欲的"侈靡";若考虑到实际的社会情况,则满足礼法之标准的程度、形式和内容也可以做适当的损益,即"礼,与其奢也,宁俭".正是基于此,郭子章从群体和个体两个角度谈论"奢俭"问题,提出"礼法之奢"非"崇奢"的重要观点.     

论周作人20世纪美学思想的精神内核

周作人之20世纪美学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把儿童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宏观建构中;二、对"言志派"与"载道派"两大新文学源流的批判性反思与鉴照;三、潜心于"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风格创作实践.概而论之,其美学思想强而有力地标举和昭示着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应当在"古典"与"现代"的持衡中获得新生的重大命题.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

清末礼法之争是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的一些争论,这次争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围绕"存留养亲"、"亲亲相隐"、"无夫奸"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去除以三纲五常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传统法律体系及理念,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体系,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马戴登入《诗人主客图》清雅派“升堂”之门初探

晚唐国运衰颓,环境清冷。马戴在晚唐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能反映当时感伤悲怆的诗风,亦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将他列为"升堂"弟子即是很好的证明。从其诗歌创作以及与此派门人的"交往"看,马戴登清雅派"升堂"之门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山水田园诗作内容简净朴实;第二,五言律诗呈现清幽淡雅的特色;第三,马戴与清雅派弟子姚合、贾岛二人颇有交谊。本文以马戴为研究对象,结合马戴所处时代背景,探讨其登清奇雅正派之"升堂"的各种因素。     

“中国式过马路”的伦理之殇

“中国式过马路”反映出当下部分中国人守矩美德的缺失、生命敬畏的缺少、义务道德的缺乏等道德问题;“重私德,轻公德”思维惯性的影响、效率“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焦虑是“中国式过马路”伦理之殇的诱因：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以法律呵护道德、加强舆论宣传与监督、重视道德教育与践行,提升交通参与者的素质德行,是“中国式过马路”道德治理的现实路径。     

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学学派.其发展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早期新学围绕重振儒学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重视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     

“阳湖文派”成员之宗亲与师友交游考论

"阳湖文派"是清代重要的古文与骈文创作流派,其成员间有着丰富复杂的宗亲与师友关系,并且基于上述关系的文化学术交游,乃是"阳湖文派"之所以能够成派的重要基础。这一点颇具地域文化特色,清代其他文学流派多不具备。     

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以礼代理”的修身治国之道;提倡仁爱、“絮矩”和“改过迁善”的理想人格;主张变通、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实现人生价值。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十分丰富,"仁政"思想、"重教化"思想、"明君"思想、"民本"思想、"举贤才"思想、"礼刑并用"思想是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这些思想,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以德治国方略的思想来源之一,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五德终始”说与中国政治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在每逢王朝更换之际经常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过在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论主导下,＂五德终始＂说及＂五帝＂、＂五色＂等等神学推演,主要都是发挥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意义。     

“反思派”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主张述评

以反思国有企业改革而著称的"反思派",是从"市场派"中游离出来而形成的一个理论派别。"反思派"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超越派别之争,理性反思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误导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公正性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与主张。它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了极其独特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八荣八耻”的道德继承性与创新性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炎黄子孙的宝贵财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道德方面来审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凝聚了传统美德的精华。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史,可以认为,“八荣八耻”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模范遵循的行为准则。当前提出“八荣八耻”,很好地适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层面看,“八荣八耻”具有创新性,表现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突出了时代特色,赋予了崭新内容,创新了表现形式。     

《人物志》“清”范畴意义论析

“清”范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这一理论范畴的流变过程中,我国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人物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物志》中的“清”主要有三种含义：指阴阳之气或五行之气交合时的一种理想状态;指人的道德,用以形容人高尚的道德;指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