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的"女主干政"及其特点

迄今为止,明史研究者通常认为,明代后妃严格遵守后宫不预外事的<祖训>,终明之世并无"女主干政"现象.但细考史籍可知,武宗猝崩后,奉遗命主持国政的是慈寿皇太后张氏;她选立新君、革除弊政、收捕江彬,在明廷解决空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历史背景的差异,明代的"女主干政"在干政形式、干政期限、权力基础、历史评价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     

试论明代的巡按制度

明初,为了使政权长治久安,朱元璋吸收汉唐以来监察官吏的经验,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中派御史巡按地方,监察文武官员的制度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影响极大。一巡按的设置与职能     

中国后妃制度述论

后妃制度是君主制时代帝王的婚姻家庭制度。它既是维系皇统的一种手段,又使帝王任意占有天下女子合法化。家天下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给政治带来巨大影响。后妃干政、外戚干政是一种很突出的历史现象。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女子无法建立皇统,也不能改变皇统。身为至尊的帝王妻妾,常常与奴隶只有一步之遥。     

明初军屯的发展及其制度的演变

明代初期,从朱元璋到朱棣,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军屯,规模大,效果好,制度完备,集历代军屯之大成。宣德以后,虽逐渐破坏,但终明之世,军屯土地在全国总耕地面积中仍占很大比重。明代军屯在供给军饷,发展农业,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等方面都起过很大的作用。明初太祖、太宗两个皇帝对发展军屯,建立各种制度,尤为重视,值得研究。朱元璋为什么要大兴军屯? 朱元璋渡江之初,以苏州为中心的张士诚集团和盘踞在长江由游的陈友谅集团都比他强大得多。要站稳脚跟,发展实力,战胜敌人,就必须稳扎稳打,巩固根据地。拨军     

浅析北魏前期立子杀母与太后干政的并行发展

拓跋珪为了防止后妃和外戚干政制定了“立子杀母”制度,此制在孝文帝以前一直被一丝不苟地遵行。但尽管 如此,太后干政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北魏前期两者几乎呈现并行发展的状态。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立子杀母”制 本身存在很多弊端,而且北魏政权一些独有的特点也为太后干政提供了条件。     

制度背后的秘密

明初的制度对整个明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就埋藏在朱元璋的心中。     

帝王与新年习俗

朱元璋写春联春联在民间普及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据记载,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今南京),“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士,须加春联一副”。从此,春联一词正式出现。朱元璋不仅为春联定名,而且为春联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号称“对联天才”的朱元璋,一道圣旨,就把“题桃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干政

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毒瘤,从秦汉迄明清,宦官专权层出不穷。封建王朝虽然曾制订出禁止宦官擅权的种种法规,并对干预朝政的宦官予以打击,但是这个痼疾顽症就是无法根除,而且宦官干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代,不但没有滞止,反而愈演愈烈。对于宦官干政的原因,历代皆有人进行探究,但似乎还未涉及到问题的根本。本文拟对此作一剖析,以求正于方家。 笔者认为,历代阉宦之祸,追本溯源,无不症结于君主专制、皇帝制度这一渊薮,宦官权力也是来自皇权。如果没有皇权作为靠山,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就根本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立足,更谈不上操纵朝纲,左右政局。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宦权与皇权的关系。     

论明代的京官考课制度

从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伊始,便着手对官吏进行考课,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吏考课制度。考课京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考满考课,一种是京察制度。对整饬明代的吏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论明代外交与相关礼制

论述朱明王朝西南东北全方位的外交态势 ,分析洪武帝奠定、永乐及其后诸帝继承的明朝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原则 ,探讨明朝外交事业的要点 (也是特点 ) :一是重视德治外交 ,二是讲究外交方面的大国之礼。     

论唐代的谋反罪

唐律对谋反罪的处罚是历代法律中最轻的,主要体现在家属缘坐范围小。唐太宗君臣通过反复讨论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既说明唐代法律向文明的迈进,也反映了唐律持法宽平的特点。后来明清法律一反唐律的规定,又扩大了家属缘坐的范围,这既与专制皇权的加强有关,也与两朝初建时期的政治形势有关。同时,唐代皇权也有与汉、明等朝相同的特点,即利用谋反罪名诛除潜在的威胁势力,这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尤为明显。     

简论丁若镛的民本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李朝末期倡经世实学雨兴一代新风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卷帙浩繁，他的思想建树高远，独树一帜。其民本思想是不同于宋明儒家，与时政紧密结合、重经世致用的独特的民本思想。在韩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丑态百出,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或沉迷学术,或放任自流,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其举人人数在有明一代各大政区中人数最多。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县和散州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华亭、武进、常熟、长洲等县,这也是南直隶各府的府治和一些在地理、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县,在举人分布上具有较强优势。因明代南直隶是首都、陪都的所在,这种钩沉、考核一定程度上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明代科举分布的一些真实情形。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