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其文化指向——关于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特征的探讨

文学世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在理论或创作上往往表现出家学传承的特点,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在曲学方面的家学传承就是这种特点的体现。从沈璟的《南词全谱》到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再到沈时栋的《古今词选》,沈氏文学世家在曲学方面的家学传承经历了两个阶段,并成为一种文化指向扩展到沈氏作家的词曲创作中。这些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文学世家在文化意涵上与文学流派的不同之处即文学上的某种家族文化特征。     

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

明清时期的江苏吴江沈氏世家,在晚明至清初这百余年间,先后有女作家二十余人.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在这二十几位女作家中,既有诗人、词人,也有散曲家、戏剧家,其人其作,表表一时.研究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史,对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理应有所关注.     

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与文学建设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极为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宁绍五府,其中浙西地区远多于浙东;其时代演变总体上呈现历时递减态势,从清前期到中期世家数量骤然剧减,清后期依然衰减.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学传承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即家族、地域与流派唱和有着高度的融合性.文学世家一方面致力于本家族的文学建设,另一方面又是乡邦文学的引领者和建设者.同时,文学流派和文人结社也往往由家族文人群体组成和参与,建立在家族文化圈的基础上.     

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

常熟翁氏家族是明清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之一。赖以代代传承的家风熏染,翁氏家族以行动上的自觉,通过科考而仕途进身,由耕读之家酿成了文化世家,即以读书力学、著书立说为职志,透过家学、家教、家风等因素,重视自身的文化积累与建设,凸显家族的品行修养与文化传承,秉承了清廉自律、志在报国的优良家风。由此经年累月,终于在江南大地上坐实了一个赋有社会资望的文化型望族,堪称地域文化的独特精神坐标。     

明清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文化特征探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江南著名的世家大族,以科第仕宦、研习诗文、治学习艺等著称于世,在其长期发展延续过程中积淀而成深厚的家族文化。其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五世方法因靖难发作毅然殉难,此忠孝节义之举为后嗣敬仰,积淀成为方氏世代传承的精神意志的象征;方氏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表现在重视教育、诗礼传家、勤学著述、编纂家族遗书等方面;方氏家训、家学、家风的传承也为家族的稳固与兴盛奠定了基础。作为个案研究,探析方氏家族的文化特征,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将傩舞改编成傩操的区域性地方特色课程的研究

傩舞作为我国民间舞蹈之一,起源于上古氏族的图腾信仰与外在展示,作为一种原始文化信仰的传承,广泛流传在我国的江西等地.傩舞在动作结构与音乐使用方面,与健美操等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将傩舞改编成傩操形成区域性地方课程,对于传承傩舞文化、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促进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目标的达成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别列列申诗歌的中国情结

瓦列里·别列列申是俄罗斯侨民作家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诗人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游历了中国许多的地方,深爱着中国的文化[1]。他的中国题材的诗歌里内容涉及了中国的人和物,中国的民俗风情。其思想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常用中国人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作为俄罗斯人他又传承着俄罗斯文化,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使诗人的诗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文化大宅门里的吴欢

文化大家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略的作用,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很值得关注的特有景观。中国近代以来,就出现过像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梁启超、梁思诚、梁从诫等逾三代而不竭的文化世家。以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祖强,吴欢、吴迎、吴钢、吴霜为代表的吴氏家族,则是现今为数不多,却依然不见式微的文化世家的范例。在吴氏第三代群英中,我比较熟悉的,是吴欢。吴欢吸引我的是他的才气,记得1989年和他初次见面,朋友用当时报章所云之“七栖怪杰”向我做介绍:能在小说、编剧、绘画、书法、导演、歌唱、表演七艺间恣意徜徉…     

文化世家的家学传承：以京口张氏家族张玉书为例

清代京口张家是宁镇地区典型的文化世家。张氏历代举业鼎盛,走出诸多杰出人物,经过世代传承与积累,出现了以文学与政事兼备的成就卓越的张玉书,将京口张氏家学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园冶》作者计成的籍贯、后人、家族及镇江住址研究

作者计成的个人资料缺乏,是《园冶》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计成的更多信息。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得出：计侨是计成的儿子,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计成与计东、计元勋是族人,计成在镇江的住所在戴公园附近。     

试论1840~1937年运河与扬镇地区经济之关系

位京杭运河干线的扬镇地区,因处运河体系之关键,成为运河城市发展史的显例。近代以来,扬州、镇江不仅为运河交通枢纽,是联系运河起终的节点,并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工商业城市。然,迄今并无专文评介运河与近代扬镇经济之关系。由此,试从商业、工业及航运业等三个方面来论证运河对扬镇经济的影响及促动,以揭端绪。     

润扬大桥建设与镇扬旅游业协同发展

润扬大桥建成后 ,镇扬两个旅游城市将连为一体。镇江的自然旅游资源最具优势 ,江、山、林、泉、洞为特色 ;扬州的人文旅游资源最为丰厚 ,古、文、水、绿、秀为特色。两市的旅游业应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本文着重对镇扬联手开发古运河旅游风光带 ,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设想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     

论六朝时期镇江书法的价值与风貌

六朝时期,镇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都会。尤其是三国东吴早期定都镇江,促进了镇江文化、书法的发展。加之晋室南迁,众多书法名家随之来镇,形成了“书人辈出,南朝风流,千古美谈”(祝嘉“书学史”语)的兴盛局面。本文着重阐述六朝时期镇江书法兴盛的条件和因素,并通过近年在镇江出土的一批六朝墓志和书法碑刻来论述其书法艺术的价值与风貌。     

韩国独立运动与镇江

从1919年至1945年,韩国爱国志士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日独立运动。据资料分析考证,1935年11月初,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搜寻,同时也为了寻求国民政府更多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机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至镇江,在当时镇江市的穆源小学、江苏旅社等地秘密开展活动,这是一段中韩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     

试论镇江书法碑刻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本文阐述了镇江古代书法碑刻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各碑所处时期的艺术价值,论述了镇江地区杰出的书法碑刻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历代书学家、书法家对镇江碑刻的评价、赞誉,分析了镇江焦山碑林汇集的古代碑刻在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影响,评说了镇江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