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批判及其改良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这引起科玄论战的演讲及其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张君劢为回应以压倒的优势扑面而来的科学派的辩难所作的文字，虽在当时不合时潮，但在今天却为更多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们所看重。这里，仅从张君劢对主流教育思想批判的角度．谈谈这位一点也不比他的论战对手稍减对中国科学发展之热心的文化学家对科学教育的批判，以引出对今天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1923年发生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内部的一场论争。玄学派的主角是张君劢、梁启超。所谓科学派的主角是丁文江、胡适、吴稚晖。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发表于《清华周刊》272期。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揭开了序幕。大约同时,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认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引起哲学家罗素的批评性回应,后者发表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玄论战”受到霍尔丹与罗素之争的影响,两场论战的根源可从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觅得踪影,更为深远的背景则可追溯到“两种文化”这一宏大议题。结合罗素1922年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在与霍尔丹争论时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如今,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人们对“科玄论战”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应该有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科玄论战中的社会理论之辩——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之间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环绕社会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物质世界凝固不变,故而科学可以探寻其规律;心理状态则顷刻万变,为科学所无法企及,只能归于玄学的范畴。人的意志属于心理状态的范畴,而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否定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因此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它们都可以用归纳方法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一方面认同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社会进程的决定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这种观点超越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人文主题"与"语言生存"的深层困境--《狂人日记》"叙事策略"释读

<狂人日记>的文本存在,不仅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技法所开创的世纪性探索,而且是为寻求人文主题的语言生存,借现代小说独异的"叙事策略"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释读与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学释读,是准确而全面释读"鲁迅文本"的基本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