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经学传统与古代文论的科学性

从学理角度看,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有理论系统性、范畴规范性、论证方式逻辑性及表述语言明晰性等特点.而古代文论的基本特点是:大量资料以零散的形态存在;众多范畴以形象性比喻为主;理论深刻而常以诗化语言和描述性方式表达;文论家常用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但从宏观角度和更深的层次看,古代文论仍具备独立学科之科学性特点.理由有四:一是古代文论在零散资料的背后潜存着系统的理论体系;二是文论家运用着大量内涵明晰的规范化范畴;三是文论史上不乏运用抽象思辨展开逻辑论证的著述;四是古代文论中有大量运用理论化语言和论证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的文献.上述四方面赋予了古代文论独立学科的科学性质,而形成这些科学性质的深层原因在经学.     

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

先秦儒家文论经过汉代经学的改造 ,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 ,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使汉儒关于文学的言说在本原论、功能论、创造论三方面与此前儒家文论有所不同。考察这些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文论批评 ,以及儒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中国问题、文论旅行与原创焦虑

讨论中国问题时,应该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尤须摆脱那种形而上的理论化迷思,尊重男男女女汹涌如潮的切肤体验;应该妥善处理好中国文学体验与域外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难题,特别是,不能以特殊性否认乃至对抗一般性的价值;应该致力于理论启蒙,致力于融会贯通后的自然创新,放弃原汁原味式理论原创的幻想,进而消除因其不可得而引发的焦虑与怨恨。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的情感回归

20世纪末,文学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中被逐渐边缘化,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等美国学者也悲观地认为文学已经走向灭亡,而文学理论正是导致文学式微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当代批评理论的问题在于远离普通读者,热衷于艰深抽象的术语概念,对文学进行对象化,忽视文学阅读的情感体验,是对文学本质的忽视。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还是读者反应理论批评家大卫.布莱希,甚至是萨义德,都强调文学文本的独特性,文学阅读经验的重要性,以及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近年来,美国教育界也在文学教育中尝试对阅读体验与情感的重视;尽管困难重重,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方向。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     

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主要问题和思路

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现状的考察,我们认为必须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源重组四个方面同时入手,"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要抓住主要问题并确定思路,具体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调整改造的方式,调整改造的前提,调整改造的微观基础,调整改造的途径,调整改造的资金筹措与运用,调整改造的政策协调,调整改造中的就业问题,调整改造与市场出口,调整改造的规划制定与实施。     

林希逸以儒解庄及其原因

林希逸是南宋庄学家，有《庄子口义》十卷，此书是宋代庄学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环境、思想学术背景的变化，因而他解庄采取了与郭象、成玄英完全不同的解释视域与解释策略，使《庄子口义》呈现出独具的特色与魅力，他也继郭象、成玄英之后成为《庄子》阐释史上的又一重镇。林希逸开创了《庄子》阐释史上“以儒解庄”的传统，南宋特殊的历史语境与他正宗的儒家学术渊源以及理学家的身份，都促使他从儒家角度解释《庄子》。     

试析汉代的宇宙生成论

汉代哲学的宇宙生成论,按其本原的属性可分为物质性的本原生成论和精神性的本原生成论两种类型。它在天道观方面融合了儒、道的宇宙本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向宇宙本体论转化的倾向,其宇宙生成过程论也趋于繁琐化、神秘化。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这些特点是当时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反映,并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蕴涵,然而这种传统的精神蕴涵到了汉魏之际,面临着新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玄学观念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解脱,需要新的宗教精神的介入。佛教在这时候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对于文论的精神价值作了深化,影响到文艺理论领域,使汉魏以来的文论精神蕴涵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既有儒家思想的延续,亦有道家与玄学的创辟。两晋之后,佛学从宗教境界的层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思想境界,使文艺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形而上意蕴,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愈趋深邃。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体系多元共生、互相融补的特点,直接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并且影响到唐宋时代佛学向禅宗方向的转化。深入探寻这种成因,是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人文底蕴与精神蕴涵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激活其现代价值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