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觉醒——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暨辞世80周年

130年前(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降生于浙江海宁.80年前的端午节前夕(1927年农历5月初3),身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先生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追随屈原而去,一颗璀璨耀眼的学术巨星就这样陨落了.两年后(1929年),学术巨擘陈寅恪先生撰写祭奠碑文,盛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言而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那个时代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生所崇尚和践履的学术精神,亦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的"自由之思想"既无意义也属多此一举。"自由之思想"不值得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在消极意义上总是自由的;即使"自由之思想"是有意义的,也是多此一举,因为"自由之思想"完全可以从"独立之精神"推出。西方人所说的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理性思考。在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理性之思想"的别名,在接续古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言论"或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只有通过逻辑和实证为基础的理性思想才可能是知识,具有力量,所以精神独立的前提是理性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各种主观意见的汇总,不具有独立性。精神是一种主体性活动,"自主之精神"比"独立之精神"更好,所以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应该"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     

寒柳诗的境界

一代学术宗师陈寅恪,生前留下了旧体诗二百余首,世称“寒柳诗”。寒柳诗出入唐宋,寄托遥深,境界尤高,是近人旧体诗中真正传世之作,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境界和中国文化的近代命运之关系,不可不先了解陈寅恪的境界,了解寒柳诗的境界。 探索自由的义谛 早在1930年写的《阅报戏作》“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中,陈寅恪就已看破,历来的文人最是不易于保持思想人格上的自由,有能知而不能行的通病。所以,陈氏素不喜玄学的概念游戏,从未撰写过有关“自由”思想的哲学专论。他一生的事业文章,立身处世,却具有极鲜明的自由思想特色。以治学而论,陈寅恪若干重要学术著述,都隐含着一个自由的理念。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崔张     

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鲁迅思想的演变

鲁迅说过:“我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他以此为起点,到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经过了艰难、曲折、漫长的历程。鲁迅的这段思想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血肉相联。“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曾经伪造过一个假鲁迅,把他捧为“天才”和尊神,用来打人、整人。另外还有些论者、研究者,喜欢拔高鲁迅,把他同中国革命分离开来。这不仅歪曲了鲁迅,也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其实,鲁迅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曾经“背着因袭的重担”,作为受资产阶级思想学术影响的民主革命者,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研究注重人生和启蒙问题 ,在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和本土内涵的中国现代美学。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王国维强调西方现代哲学是“形上之学” ,提出了“学术独立”和“审美独立”的观点 ,赋予中国美学以现代哲学的思维品格 ;第二 ,王国维把“人生”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提出了审美“无用之用”说 ,创建了具有现代人本主义意义的人生论美学 ;第三 ,王国维以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 ,沟通中西、古今之美学思想 ,创立了独特的“阐发式”研究方法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北大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其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浸润下,北大不仅在完善学科设置、强化学术氛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引进了一批弘扬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使“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引导社会潮流和培植独立、自由文化精神的重要领地。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实施是北大扮演新文化运动中坚角色的前提条件,也是北大知识分子形成立足学术研究本位、关怀人间文化品性的重要保证。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论陈寅恪的学术个性

陈寅恪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奋斗目标;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为其终生的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以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种族差异和中国文化本位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诗互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和“古典”、“今典”的疏解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而上之思--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传统略论

现代中国文学家从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出发,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传统.他们主要对"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提出了现代中国独特的人学命题,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他们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成为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流浪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都曾在灾难中经历流浪和漂泊 ,但现代知识分子在流浪中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具备了自由性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     

人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士人精神逐渐潜隐,且没有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由此出现了人才在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困境,造成一些人才追逐"权"与"利"的现象。重新认识和继承士人精神,有助于在人生目标与人格尊严两方面实现我国人才的自我超越。对于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外则应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内则应涵养现代士人精神。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学术自由及其限制古典学术自由观批判

古典学术自由理念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它建基在三大理论支点之上,即"意见自由市场"、"价值中立"及"学者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由于这三大理论预设本身难以自洽,故古典学术自由观把学术自由作为一项绝对权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干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