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作了原则规定,但仍不尽明确和完善。文章从归责原则、赔偿原则及赔偿数额的确定等三方面对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作了探讨,明确了在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坚持补偿性赔偿,赋予权利人赔偿方法的选择权,兼顾举证积极性和合法权利的保护,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行政侵权行为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存在着损害赔偿的法律缺失和物质性赔偿的立法缺陷问题。行政侵权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体现我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应以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为主,财产补偿为辅,实行赔偿数额适当原则,单独设立损害赔偿立法体系,确定赔偿范围,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     

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标准之构建

对于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的具体标准,《国家赔偿法》并未作出规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通过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三原则、两区分、四酌定因素的量化原则和方法得以确定。三原则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不低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数额适当限制原则、法官酌定原则。两区分是区分不同损害的赔偿和区分人身物质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参照我国人身物质性损害赔偿标准设定具有适度比例和弹性空间的精神赔偿限度。赔偿限度由立法解释规定较为适当。法官在赔偿限度内斟酌四方面的因素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酌定因素的量化由司法解释规定比较适当。     

论著作权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中国自2012年起着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改。修改草案中首次对著作权侵权赔偿规则进行了补充。针对草案中尚未完全明确的著作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结合中国现行侵权法律规定,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分析梳理了著作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与精神损害判断标准,指出中国修改中的《著作权法》应当将著作权人的精神损害纳入保护范围之中,且精神损害赔偿金应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免费提供预装软件的侵权责任研究

由于软件著作权的特殊性,采用"填平原则"来确定损害赔偿额不足以达到惩戒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在著作权体系下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此外,应当对权利人的间接损失单独进行规定,并赋予权利人选择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方法的权利,公正全面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与此同时,不能无限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权利人原则上不能追究软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但在最终用户将侵权软件用作商业用途的情形下除外。     

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失范与制度匡正

数字音乐繁荣发展，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维权的侵权案件数量却非常少，维权欲望低源于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领域中法定赔偿适用失范，表现为严重同案不同判和法官随意裁量数额。因对法定赔偿本质认知偏差导致其适用失范，法定赔偿仅是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应用。法定赔偿应以完全赔偿原则为目标，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为确定标准，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无法适用时发挥作用。因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后果附带的公益性，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人无法自行举证形成实际损失的高度盖然性心证时，法官应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认定权利人实际损失，以作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前置程序，且法官应按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用的先后顺序调取相关证据。若仍无法形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高度盖然性心证，由法官对侵害中实际网络传播次数进行调查，综合考量侵害行为方式等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实际举证情况、侵权行为方式等因素，在不同赔偿数额区间中确定赔偿数额。     

论全部赔偿原则对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的指导价值

全部赔偿原则是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指导原则,有利于防止我国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在适用中的泛化现象以及随意性。为了著作权法定赔偿的适用能贯彻全部赔偿原则,应建立对作品价值的正确理解,设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法定赔偿幅度,强化举证程序,并在法定赔偿额的计算上考虑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     

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为视角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首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该法欠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赔偿义务机关和审判人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缺乏现实的指引。以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为例,虽然最终精神损害赔偿以高达45万人民币的数额开创了历史先河,但对于这个结果,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主要集中在其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上。据此,我国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上,遵循不低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数额适当限制原则和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以国家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来判断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落实责任追偿机制,在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国家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论著作权侵权诉讼中赔偿额的确定

著作权客体虽具有价值,但因系无形财富,从而给确定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赔偿额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在修改和完善我国《著作权法》时,应对此问题加以明确,以便于操作。具体设想是,以赔偿实际损失为基本标准,以法定赔偿作为必要补充。被侵权人所受损失难以计算的,适用法定赔偿,但宜只规定法定最低赔偿额,而对其上限不作规定。具体判定时,可考虑侵权种类、情节、后果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著作权侵权中不宜确立精神损害赔偿,但如侵犯著作权而确实给被侵权人造成精神痛苦的,可作为后果严重而在赔偿额确定上予以体现     

析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颁行实施以来,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原则确立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把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界定为侵权责任更能反映离婚损害赔偿的本质。确定离婚损害赔偿侵权责任,应当丛行为违法性、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分析其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处理离婚损害赔偿纠纷还必须考虑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赔偿数额以及诉讼时效等因素。     

浅析促销赠物

关于促销赠物的法律性质问题,主要有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两种观点,契约说将促销赠物定位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有利于交易安全和维护商家与顾客双方的合法权益,契约说又存在两种分歧,一是认为促销赠物合同为诺成合同,一是认为是实践合同,综观《合同法》第十一章之规定,促销赠物合同为诺成合同更符合立法原意,为此,作为赠与人的商家,在发出购物赠物要约后,一旦顾客购买了符合商家要求的商品,合同即成立,商家必须承担按合同约定给付赠物的义务以及对赠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而受赠人无任何合同义务,同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商家享有撤销权。     

虚拟角色商品化权法律保护研究

角色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对于实践中发生的诸多角色商品化权纠纷案例,依据现有著作权法、商标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都存在着不足。这导致现有法律对于解决商品化问题缺乏针对性。只有确立独立的商品化权形态并依据利益平衡原则建立相应的法律保护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角色商品化现象引发的问题。在构建我国角色商品化权法律制度过程中,需要对角色商品化权的主体、客体、内容、保护范围及损害赔偿方式等进行全面的考虑和设计。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企业版权保护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为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战略实施的角度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保护的理论背景与现实困境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有版权法律给予保护,但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的9个省市区版权申请量较低,导致版权贸易转化能力弱,以版权为核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发展不充分,在国际贸易中版权被侵权时,维护自身权益和寻求法律救济能力不足;中国应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版权保护,企业利用版权创新来提升企业和个人的版权意识,并积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版权保护战略,并培养复合型版权人才和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以增强竞争优势;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成立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研究机构,设立海外维权援助基金,在人才、税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建立健全与企业互动的版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版权执法措施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行业协会应主动收集企业版权信息,形成合力来规范、协调和解决相关企业的版权问题,促进中国构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的经济发展。     

从立法视野看我国跨载体复制的司法保护

跨载体复制系复制的特殊形态,原《著作权法》排除了对跨载体复制的司法保护,这有其特定时期的特殊原由。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著作权保护水平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著作权法》(修正)却依然未对著作权人的跨载体复制权予以明文规定,这不仅不符合国际著作权司法保护的发展趋势,同时带来一系列实践中的问题。为促进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应当分阶段从立法上予以补充和完善,将跨载体复制权纳入司法保护体系。     

论我国《著作权法》限制制度的改进——基于权利封闭性与限制开放性原则的检讨

由于著作权限制是针对具体权利的限制,著作权权利制度的封闭性是限制的可能前提,而限制的开放性使伴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的限制成为可能,因此权利的封闭性与限制的开放性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基础性构建原则。并从此衍生出有权利必有限制及其限制的不可排除性原则。应该以此原则对我国《著作权法》的限制制度进行检讨,进而完善其制度构建。     

普通公民应享有对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

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原则性,必然要求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解释.我国目前关注较多的是法律的解释方法问题,而很少关注法律解释的启动问题.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公民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文件解释的程序规则.     

禁止著作权滥用的法律基础和司法适用——以《庆余年》超前点播事件引入

进入《民法典》时代,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著作权领域的适用引发了许多问题。禁止著作权滥用与著作权基础理论相契合,并具备宪法、民法基础,是我国履行“TRIPs协议”的必然选择,在著作权滥用的法律适用中,应充分考量著作权滥用的特殊性,以类型化视角分别确定判断标准。公法规制的权利滥用,已与反垄断法结合,形成了体系化的判断标准。私...     

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合理使用权作为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但在网络环境下却面临严峻的危机,因此需要探讨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范式,重新确立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标准,以促成著作权与合理使用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平衡。     

由"馒头"引发的法律思考

《无极》一上映就备受关注,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这种关注从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和电影发烧友,延续到了整个法学界。著作权法中的关于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与公众的言论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冲突,再一次引起法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