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的理智主义":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

在张君劢看来,人类是万物之灵,处于相互贯通的两界之中,即物质界和心灵界。人类运用心灵去宰制物质界而获得科学知识,人类的群体性社会生活则离不开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知识与道德并重是张君劢"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特质,既具有科学理智的内涵,也不失在道德层面上对意志自由的高扬。张君劢的哲学立场,应该归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哲学。     

论社会转型期人的德性价值观的嬗变

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德性,这意味着德性构成古典政治哲学所蕴合政治的道德基础。德性概念不仅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也同时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道德旨趣。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社会大的转型期中马基雅维里以前人未有的胆识,发起一场”古今之争”。他使得政治哲学从古代转向了现代,德性内涵发生了变化,道德基础发生了位移,因此,对于德性概念内涵演变的探析,为把握西方政治哲学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西方经济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西方经济学和美学是两门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西方经济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美学意味和阶段性特征,即古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近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与功利之美、现代经济美学思想的丰裕与幸福之美、当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和谐与快乐之美。把握这些特征,有利于加强我们对于经济学和美学学科自身性质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在学科意义上深化对于经济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论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困境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取消了作为道德首要条件和前提的自由,混淆了善恶界限,最终导致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种理论虽然看到了情感因素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但过分夸大了其作用,从而抽空了道德的根基,为主观任性和胡作非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分析和批判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偏失,对于现代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进路

人工智能伦理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定位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定位人工智能的社会地位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嵌入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为人工智能嵌入道德算法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规范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制定相应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些研究进路都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基于道德特殊主义,我们可以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论德性的培养

德性就是将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一种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在培养德性的过程中 ,需要健全的情感体验 ,需要道德楷模的示范与个人的效仿 ,更需要日积月累、踏踏实实地躬身践行     

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论要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哈耶克努力捍卫他所谓的真个人主义,即唯一一种旨在阐明自生自发的社会产物的形成现象并使之得到人们理解的理论。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要源自于亚当.斯密和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受到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论战的深刻影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哈耶克主要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基本线索,这主要体现在其市场机制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计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自由与法律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无情批判上面。     

快乐、幸福与政治哲学的主题——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政治哲学意蕴

人的善好生活乃由快乐与知识两种要素合成,这是柏拉图在《斐勒布》中论述的主题。亚里士多德既延续了这一论点,又作出了新的推进——在他看来,幸福乃由快乐、伦常德性、理智德性三者合成。文章便从此一论点出发,解释《尼克马可伦理学》所包含的哲学——政治意蕴。     

构建能治与善治的政治伦理基础

为一种好的国家治理的生成进行伦理基础的奠基,乃基于两种前提的确定与确证,这就是能够与应当.一种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必须建立在人们的可行能力之上,更要建立在人们的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之上.可行能力所描述的只是我们具备了建构一个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所需要的能力体系,但不意味着必然如此,能治所表明的只是在自然限制和人性限度内的可能性;善治所指称的是人们基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建构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意向和意愿.如果说能治与善治属于主体性的条件,那么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逻辑则属于客体性根据.只有实现主观性(主体性)和客观性(客体性)的有机结合,才能将好的国家治理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构建能治与善治的政治伦理基础正是实现这种现实性的根本道路.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理性、情感与道德区分——兼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情感主义学派的论证及意义

古希腊的伦理学是理性主义的。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理性在道德区分中的地位开始了怀疑,他们认为理性自身不是实践的。从哈奇森到休谟,都对情感在道德区分中的决定地位给予了论证。这可以看成是对伦理学的重新奠基,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理、检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概念史以及伦理学发展史有必要,而且对反思中国的伦理传统和当下道德生活的建构都有裨益。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论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新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比较

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包括新制度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老制度学派的整体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三种范式.个人主义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法论体系,它们在制度研究中对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的分析各执一端,都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两种方法论本质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基础上的分析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它从根本上克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的缺陷,科学揭示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因而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方法论.     

道德理想主义?生活儒学?德性幸福——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

道德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为宽泛的经济社会伦理或者伦理政治构想,但其更为本真的意义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古典纲领.“实践性”与“超越性”构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本特质.在已经告别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仅表现为多元化与开放性的“盛景”,同时还呈现出物欲化与外在化、世俗化与平面化、虚拟化与感性化等种种隐患和危机.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越发凸显:其一,道德理想主义如何摆脱现代文化困境?其二,现代精神生活如何消除隐患和危机?现代精神生活的建构呼唤道德理想主义所提供的精神典范,而道德理想主义倘若能够在现代社会摆脱文化困境,生活儒学的复兴与开展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面向生活世界,一种富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幸福观既对精神生活的样式提出了高贵人性的要求,同时还赋予开放多元的精神生活以崭新的、超越性的意义.     

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

环境伦理实践是环境道德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在梳理农业文明时期“依附自然”、工业文明时期“控制自然”和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代生态文明视域中伦理关怀扩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与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适性等特征.     

“明明德”:老子从道性自然到德彰大同的生态旨趣

在超越纯粹自然和纯粹人文向度的意义上,老子的哲学思想显然就是一种具有完整的文化视界和完全的文化品格的文化理性启蒙.他试图劝导人们成为恪守中道“无为而无不为”的自觉主体,并由他所倡导的(文化)理性路径而走向悠然的自由.老子正是以内在的道性自然、心灵觉悟和外在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德行实践,彰显了谋求万物大同的空灵的德性志趣,同时也彰显了万物和谐共存、生生不息的生态旨趣.     

论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与家庭的伦理责任

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离不开家庭的道德教育,父母对孩子和社会理应承担的义务,构成了家庭伦理责任的客观基础;完善青少年道德情感体系,培育青少年的羞耻感、荣誉感、义务感、责任感等是家庭伦理责任的基本要求;为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创设良好的家庭道德环境是父母应然的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