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寺杂考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众多为其显著标识。但因朝代更迭及战乱兵燹等原因,其兴废变迁、榜额改易等极为寻常,而后世史籍、志乘所载,或以讹致误,或疏漏简略,或抵牾多歧,常滋淆乱。文章结合相关文史文献及佛教僧传相关之材料,围绕创建、沿革、处所等要素,对唐代二十余寺作了辑述与考辨,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阙失。     

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蕴涵

文章所讨论的是唐人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独特的故事场景——佛寺。一方面,考察了佛寺这一宗教活动场所与唐人小说故事来源的关联,认为在唐人小说创作尤其是一些带有佛教辅教色彩的小说中,不少故事的素材来源都与佛寺或寺僧有关;另一方面,则从叙事文学的艺术建构的角度,分析了佛寺这一独特场景在小说情节结构中的功能,认为唐人小说中所出现的佛寺,分别具有故事情节的背景场景、故事发生与展开的场景及故事情节的场景部件之作用;最后,则通过小说中佛寺这一独特的故事空间场景所发生的各类故事,分析了蕴藏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内涵。透过上述内容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兴盛的佛教文化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渗透与影响。     

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赜

明季贵州佛教鼎盛,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其之众多、之宏盛、之布广,元明以来,未之有也。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南明君臣承明朝遗规,对滇黔之地的佛教寺院更是注意保护和修建。二、佛门僧徒以超尘出世的宗教精神,刻苦习劳冒险的习惯,广事拓殖,建寺造庵。三、明朝遗民逃禅辟建,黔中明朝遗民为全其志节,多逃禅出家,其中很多人把精力倾注于佛教兴盛的事业上,他们或创佛寺,或建梵林,或兴名山,遂使黔中寺院更增其盛。     

宁波故城佛寺对外文化交流史实考

我国东南濒海港市宁波,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枢纽。宁波故城城内开元、延庆、天宁等佛寺,由于拥有濒临三江口港区的地利之便,在我国佛教界对外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宁波故城佛寺的对外佛教交流,始于晚唐,盛于两宋,延续至明代。与海外佛教界渊源关系较深的故城诸寺,大多集中于城内东南厢,这些寺院虽然建制规模有限,但却成为许多异域僧侣抵华之后踏上巡礼求法之旅的重要起点。     

试论《洛阳伽蓝记》中的口语词

《洛阳伽蓝记》所代表的文言词汇系统,与现实口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但也包含着六朝时期相当数量的口语成分;确定一个词属于口语词或者书面语词所依据的标准;《洛阳伽蓝记》口语词的三个来源:汉译佛典、前代典籍、现实语言。     

从《洛阳伽蓝记》看中古书面语中的口语词

<洛阳伽蓝记>所代表的文言词汇系统与现实口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但也包含着六朝时期相当数量的口语成分.根据中古书面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判断一个词属于口语词或者书面语词的客观标准;依照这些标准探讨了<洛阳伽蓝记>口语词的三个来源为:汉译佛典、前代典籍、现实语言.     

《洛阳伽蓝记》的结果补语

《洛阳伽蓝记》的结果补语正处于发展成熟期 ,反映了中古汉语的语法特点     

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

从对<百丈清规>的创制及其基本内容、<敕修百丈清规>的出现及其中的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管理特点的分析,揭示出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关系<百丈清规>的创制标志着中国化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初步确立,<敕修百丈清规>的颁行则标志着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的最终确立.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