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

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     

近代甘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

甘南地区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要道,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基督教也曾到这里传教.本文以分析地方志的文献为基础,结合实地调查,勾勒出西方传教士这段鲜为人知的传教历史.分析了西方传教士来甘南地区传教的原因,从传教过程、传教方式和传教效果三方面介绍了近代甘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情况.     

中日两国东渐西教应对的比较考察——以早期耶稣会东来布教为中心

尽管早期赴远东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采取了灵活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但由于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导致其在远东的传教事业相继遭到失败。通过对康熙与丰臣秀吉禁教的个案分析,可以认为东来耶稣会的失败在中国主要是为中国文化所败,而在日本更大程度上是为日本统治者的个人权利所败。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对福音书的译介

艾儒略是晚明第一代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次翻译了福音书。与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一致,艾儒略在译介福音书时也采取适应的政策,对耶稣的生平事迹进行改写,把福音书从欧洲文化语境中转移出来,放到了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关于日本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传教士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因是生存需要.在沙勿略传教日本期间,经费来源是马六甲地方长官赠送的30桶上等胡椒.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经费缺口越来越大.最迟在1571年,耶稣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在范礼安首次远东巡视期间,这一活动被制度化了.他与澳门商人行会订立契约,每年为教会提供50担生丝份额,并任命专事此职的管区代表负责商品储备及流通、销售、资金调配等商务活动.耶稣会土的商业活动在教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及葡萄牙国王多次下令禁止,教会内外的派系之争又使得这一争执趋于复杂,但生存需要仍使得这一备受争议的活动经久不衰.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利玛窦在韶州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位置及建筑风格考

韶州是利玛窦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二站。利玛窦在韶州传教6年,并建立了耶稣会传教团据点,为天主教向南昌、南京、北京发展,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以及人际关系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在韶州建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利玛窦在韶州的传教活动,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和象征意义。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未找到利玛窦所建的韶州第一座教堂的具体位置。通过对新近发现的明朝韶州同知刘承范遗稿《利玛传》的剖析,初步确定利玛窦在韶州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位置,对利玛窦在韶州设立的传教机构情况有进一步明确的考察。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明清之际中医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对中医的了解,早在元代中西交往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但是对中医的深入研究则是明后期耶稣会士来华之后的事情。传教士在16世纪东来以后,一直将科技作为其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重要手段,而医学尤为先导。雍正朝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