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与白居易后期诗歌创作

甘露之变前后,白居易在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洛阳,诗酒流连,高吟闲适,以此逃避现实,淡化内心苦闷.解读他后期的闲适之作,对于了解晚唐士人心路的曲折变化历程,把握此时士风和诗风的演变轨迹,全面准确地评价白居易的创作成就,都有重要意义.     

白居易江州诗歌的诗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江州之贬是对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江州之贬之后,诗人的创作心态上突出一个转字,由激切转入淡泊和抒情;诗歌内容上突出一个融字,知足保和中融入了对迁谪处境的怨恨和愤懑;艺术特点上突出一个细字,通过描写的细腻化,表达了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内在感情世界。江州诗歌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具有标志意义,而且形成于江州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病”

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咏病＂是较为突出的题材之一。诗中的＂病＂与节候、景物、亲情、友情密切结合,一方面反映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现实,另一方面体现出诗人追求精神＂闲适＂的努力。白居易咏病又往往表现出浓厚的说理特点。     

从生活层面看白居易闲适诗中“知足保和”的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知足保和＂思想对中国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成为继陶渊明之后又一个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而其＂知足保和＂思想从生活层面上来看主要包括：对日常衣食起居的满足、对闲情雅趣的追求和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均反映了白居易平和的人生态度。     

贬途与心路——白居易被贬江州思想转折时间再考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司马,江州距长安两千多里,因此在贬途中,诗人因忠而被贬而造成愤懑的心态底色,加之时空转换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心态发生多次转变,从而创作了一系列带有明确地点或时令的诗歌。文章通过分析其贬途诗歌,认为白居易人生态度的转变并非只是表现在《与元九书》中,其贬途诗歌亦可见端倪。     

白居易江州诗集原貌考察

元和十年自编诗集十五卷是白居易最早也最为重要的一次编集活动。现存白集前十五卷诗已非江州诗集原貌,其中掺杂了大量元和十年之后的作品,而一些原本属于江州诗集的作品又被白居易删除。在卷次安排上,现存白集前十五卷中一些原本收录江州诗集作品的卷次可能发生过平移。江州集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是白居易在嗣后历次自编文集过程中进行调整的结果。     

白居易闲适诗渊源探析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闲适诗中通过琐细生活描写和平易风格表达了应对人生的态度。从中唐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儒释道思想、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陶渊明等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以及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等外部诱因都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白居易闲适诗原论

白居易元和十年自编诗集的原生态闲适诗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闲适诗以阐发道家思想为主,体现白居易对传统士大夫超脱世俗、修身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它们继承陶渊明诗的文思高玄和韦应物诗的高雅清闲,增强了诗歌的说理性,并加之以平易浅显,成为其四类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

白居易思想中的“适”经由感性走向理性,从外物引向内心,从“闲适”走向“自适”。谪贬江州时期,白居易寄情山水,养志而忘名,在自由身、自然景中求得“适”,此时的“适”乃是从“闲”中得来。忠州时期,白居易抱定无可无不可的意念,超越了对外在山水的依赖而直接向内心求得“适”,这时的“适”是由内向外辐射的。     

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现代休闲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渗透着古代休闲观念所独有的文化意蕴和休闲思想,白居易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总结了唐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体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其闲适诗中包蕴的现代休闲思想如体悟大自然、＂无所执＂的平常心、生活的情趣,其中表现出来的物我一体、返朴归真、宁静和谐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等思想,实际是白居易的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快乐哲学,对今天的人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论白居易洛下闲适人生及其文化影响

中隐洛阳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转向,诗人栖心释老,在世俗生活中以平常心追求大自在,其歌诗审美再现了他洛下闲适人生的不同境界——饥餐困眠、知足无求的日用境,在家出家、任运遂性的自在境,包容互摄、不二无碍的圆融境。三者层次渐进又交相辉映。这种诗意栖息是诗人洞察社会政治、体悟人生的结果,它彰显了诗人心灵的嬗变,对后世尤其是宋、明两代文人的人生心态、生活方式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白居易闲适诗艺术探微

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其讽喻诗、感伤诗在艺术上迥异其趣，根本原因在于诗人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心境都不相同。前者是以诗歌作为干预现实的武器，后者是以写诗作为闲适生活的补充；前者大多写于作者志气高昂或感情深沉之时，后者大多写于作者心境悠闲平和之日，因而其闲适诗在白居易的诗中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与心态

校书郎是白居易登第释褐后所任的第一个官职,任命为校书郎是仕途上很重要的一步.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诗文创作体现了他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也表现出白居易内心向往的闲适心态.此时期的思想和心态为他后来的政治实践和新乐府运动作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     

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白居易的诗在文学史上以"讽喻"和"直白"而著名,这也成为了描述其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格时的常用标签,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白居易的讽喻诗存在两大"困境":一是讽喻诗的实际讽谏效果远远没有达到白居易所预期和后世所想象的程度;二是虽然白居易十分推重自己的讽喻诗,但当时社会所欢迎的却是白居易其他类型的诗歌。     

试论白居易闲适诗的分期、内容及艺术特色

本文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以元和十年诗人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作者从政之余的悠闲之乐 ,也时杂仕途险恶的忧疑 ;后期多乐天知命、明哲保身之作。他的闲适诗大都诗意含蓄、韵味盎然 ,表现出一种圆熟和自然流丽之美 ,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歌中的地位及产生的原因

闲适诗贯穿了白居易的整个仕途生涯。从中唐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白居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唐社会政治、社会风气以及儒释道思想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都对白居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写出了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的闲适诗。这些诗是他儒家思想体系和处世态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慰藉心灵的重要途径。     

适性与白俗:论白居易闲适诗及其诗史意义

适性是白居易藉以安顿人生的方式,其依据在于人之"天性"。白氏把心理上的禀性和生理上的本能需求视为天性,进而把天性之满足称为"适性"。这种适性思想导源《老子》、《庄子》、郭象《庄子注》以及《列子·杨朱篇》。闲适诗就是记录诗人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体验和思考。白居易在此观念下的适性诗写作,将题材拓展到日常生活乃至身体感受等领域。这是对此前适性诗以田园山水为核心之写作传统的变革。但它也难以避免地导致诗歌在内容层面的世俗化。这是"白俗"的深层根源。但白居易闲适诗中还彰显出对宇宙万物"皆遂性"的社会理想和天地情怀,这种俗常趣味中的理性元素应是宋人接受白居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闲人"、"闲居"与"闲味"——白居易闲适诗语词的文化解读

白居易在仕途中,由无奈到自觉,执意于任“闲官”和当政治“闲人”;在生活中走“中隐”之路,晚年执迷于在城郊“闲居”、“闲游”和“营闲事”;在美学上执著于对“闲味”与“闲乐”的探求,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和特殊的人生美学与诗歌美学的历程。“闲人”、“闲居”和“闲味”等语词的解读,有助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进行深层次诗蕴探索和文化特征分析。     

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源于老庄思想的自足、闲适心态 ,是晚年白居易之所以能在洛阳实现身心自然合一的“中隐”生活的心理基础。因为自足 ,才会身心闲适 ,适又以闲为前提条件。其闲适诗中失落了表现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     

浅谈佛禅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形式传入中国后 ,与儒、道展开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到了隋唐 ,在中国的社会意识领域中形成了“儒、释、道三教调和”的局面 ,共同影响着文人的创作。作为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在元和十年前后遭受了重大的政治打击之后 ,诗歌创作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其中 ,佛禅对其诗作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