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闲适诗的分期、内容及艺术特色

本文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以元和十年诗人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作者从政之余的悠闲之乐 ,也时杂仕途险恶的忧疑 ;后期多乐天知命、明哲保身之作。他的闲适诗大都诗意含蓄、韵味盎然 ,表现出一种圆熟和自然流丽之美 ,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试论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创作的矛盾变化

白居易的生活,一般以元和十年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主张诗歌应该积极干预时政;后期则注重诗歌抒情咏物的功能。反映在创作上,前期以“讽谕诗”为主,后期则以“闲适诗”、“感伤诗”为主。本文试图分析产生这种种矛盾变化的原因,并对其后期创作作一简单的分析评价。     

白居易江州诗歌的诗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江州之贬是对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江州之贬之后,诗人的创作心态上突出一个"转"字,由激切转入淡泊和抒情;诗歌内容上突出一个"融"字,知足保和中融入了对迁谪处境的怨恨和愤懑;艺术特点上突出一个"细"字,通过描写的细腻化,表达了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内在感情世界。江州诗歌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具有标志意义,而且形成于江州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论白居易笼禽意象所寄蕴的仕隐情怀

白居易在贬谪江州以后的诗歌里存有三十多首有关笼禽意象的诗歌。在这些诗中,白居易将其遭贬视为鸟锁笼中,以笼禽意象来寄托他政治失意的苦闷与挣脱牢笼、向往自由的理想,寄蕴着诗人渴望归隐、摆脱桎梏的仕隐情怀。     

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成就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次因听了琵琶女的不幸身世而写成的有感之作。这是一首和他的《长恨歌》齐名的叙事兼抒情的长诗,是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琵琶行》的抒情方法、摹声技巧、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李怀民对中晚唐“张贾”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李怀民是高密诗派领袖,其律诗创作主要继承以张籍、贾岛为代表的中晚唐五律诗人的传统,如大量创作五律,且呈现“瘦削”、“清真”、“平淡”、“新奇”及格律谨严的特征,也有所突破与发展,如或具有田园隐逸诗的风貌,或表现出陶渊明式的“气骨”,或弥漫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失意的忧伤。李怀民继承“张贾”传统并不局限于五律;就张、贾而言,更侧重于学张派;其律诗学“张贾”,与其古诗师“陶韦”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     

白居易江州诗集原貌考察

元和十年自编诗集十五卷是白居易最早也最为重要的一次编集活动。现存白集前十五卷诗已非江州诗集原貌,其中掺杂了大量元和十年之后的作品,而一些原本属于江州诗集的作品又被白居易删除。在卷次安排上,现存白集前十五卷中一些原本收录江州诗集作品的卷次可能发生过平移。江州集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是白居易在嗣后历次自编文集过程中进行调整的结果。     

论客寓意识与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的整合

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今存一千四百余首。仅漂泊西南十一年间所创作的诗篇即占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西南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所表现出的深邃思想内涵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老而弥坚、不断追求的“诗圣”形象。杜甫以沉郁的客寓意识,飘零落拓之感,寄托了乡国君民之思,体现了其思乡诗“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融合统一,实现了对传统思乡诗的超越。     

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

白居易思想中的“适”经由感性走向理性,从外物引向内心,从“闲适”走向“自适”。谪贬江州时期,白居易寄情山水,养志而忘名,在自由身、自然景中求得“适”,此时的“适”乃是从“闲”中得来。忠州时期,白居易抱定无可无不可的意念,超越了对外在山水的依赖而直接向内心求得“适”,这时的“适”是由内向外辐射的。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盛世的悲怆挽歌 绮情的凄美变奏——试析《长恨歌》创作心态的演绎

关于李、杨情史的天宝遗事极易成为讽喻诗的典型题材,却为白居易吟咏为感伤诗,这是创作对题材的颠覆;而后世论者又多按讽喻诗来评析<长恨歌>,则是评论对作品的颠覆.本文从诗人的创作心态入手,仔细分析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心态的演绎过程,指出诗人是用人性、人情去审视男女主人公,使之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从而创造了一个美丽而又感伤的爱情童话和寓言.     

白居易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贬谪江州之前,白诗积极讽喻,对政治充满理想和抱负;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于泪下青衫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体悟、反思及透解,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一直延续到晚年。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是白氏一生诗风转变的津梁,其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从“诗魔”到“文字因缘”——白居易宗教热忱与诗歌创作冲动的矛盾、化解方式及影响

白居易一生沉溺于诗歌创作,他常用"诗魔"等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创作激情;同时他笃信佛教,后半生宗教热忱更高。他的创作激情与佛教热忱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他用因果宿命观、"文字因缘"、偿还"诗债"等来解释和化解创作冲动和宗教热忱之间的矛盾。"文字因缘"与偿还"诗债"理论确立了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也为他的"游戏"之作找到了一定理论依据。白居易创作沉溺心理既反映了他个人政治热情退潮后的补偿心理,也反映了中唐人对诗歌功能新的认识。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白居易舞蹈诗创作分期述论*“

白居易的舞蹈诗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初入仕途时期,诗人依循儒家传统乐舞观念,创作了一批以讽喻为目的 的舞蹈诗;贬询江州之后,诗人有感于仕途的险恶,便转而关注乐舞的娱情功能;任苏杭长官时期诗人的舞蹈诗创作重点在对 舞蹈的欣赏品鉴上;而在洛阳时期创作的舞蹈诗中,诗人将人生之叹融入对舞蹈的美学感悟,使其舞蹈诗具有了更高的艺术性 和审美价值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