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畏庐琐记》看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以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为例

林纾的笔记集《畏庐琐记》,反映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社会百态。文章以《畏庐琐记》所载之旗人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等民间信仰现象为例,利用方志、笔记等地方文献,分析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指出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特定人群有自身的崇拜对象和信仰行为;另一方面,当面临人生的不确定因素时,民众会“随俗”走进祠庙,焚香祈祷。与向什么神祗祈祷相比,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顺利实现心中的愿望。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 ,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 ,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 ,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 ,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笔记与小说源流初探

最近，研究小说史和小说文体演变的论著渐次增多。一致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先秦神话，孕育于汉代史传，而形成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然而，对于笔记这种与小说密切相关的文体研究，尤其是对笔记与小说交错发展的状况则很少涉及。因此，本文拟从笔记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谈谈笔记与小说的源流问题。笔记的本意是指拿笔作记。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南朝梁王僧儒在《大常敬子任府君传》中亦称：“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艺文类聚》四九）显然，这…     

纪昀论笔纪小说

纪昀的小说集《阅微草堂笔纪》(以下简称《阅微》),是清代以来有重要影响的笔记体小说集。本文要讨论纪昀对笔记小说的观点,当然先得从这部笔记小说集的体例及写作情况谈起。这部小说的体例,蔡元培在《详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分别得很得当:“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石头记》为全用白话之章回体……《聊斋志异》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阅微草堂笔记》则用随笔体。”所谓“随笔体”就是“笔记”体,诸如“笔谈”“笔录”“随     

诗歌媒介与诗集编修——查慎行《陪猎笔记》中的文学生活及其文本价值阐释

《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陪猎笔记》在其文本表层体现为“润色鸿业”之作，在其文本潜层却是查慎行纪恩心态的表达书写，具有标记查慎行人生节点的文本意义。出于查慎行“翰林诗人”视角的记事选择，《陪猎笔记》通过实录笔调，详细记写扈从行旅中的君臣诗文酬和活动、翰林集体编书过程，呈现出皇室文学生活与官修书籍生产活动的多元样态及丰富具象。《陪猎笔记》的记事内容兼有历史记实与文学叙事的复合意义，具有珍贵的“诗史互证”“书史互证”的文本价值。《陪猎笔记》的文本细读及其文献价值的阐释，对于重新认知清代扈从笔记具有典型个案意义。     

略述中国古代的笔记文

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而录,杂谈琐语性质的散文,它的特点是内容广泛,遇有可写,随笔而书,可长可短,不拘形式。 笔记之体肇始于魏晋,而宋明以后最为繁富。“笔记”的名称,始见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才略》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但这里所说的“笔记”,並非指杂录、随笔之文,而是指公牍奏记类文字。至于把随笔而录、杂谈琐语性质的文字称为“笔记”,大约始于宋人,北宋宋祁有《笔记》     

浩气永存

<正> 我曾读过沈从文先生写的《记胡频》与《记丁玲》印象很好.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刊登陈明同志的文章——《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文章约用一半的篇幅反复强调沈从文一而再地“对丁玲缄口不提“他写过《记丁玲》.原因是文章的“失实”“编造”,歪曲胡也频、丁玲与革命的关系.”我感到非常惊奇.为此我重读《记丁玲》,也找到了《诗刊》发表丁玲写的《也(?)与革命》,想懂得其中的真意.     

《三国演义》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鲁迅先生指出：“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其实,《三国演义》的人物语言也同...     

两宋闽人笔记中的文学批评

北宋许顗《许彦周诗话》指出:“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诗话的内容既有标举作诗宗旨,评论诗人及其作品,又可以有记述流派并推溯其渊源,漫议诗法、诗艺、诗体,记录诗坛异闻掌故,甚至还有考证或阐述诗中词义用事,进而探讨诗学理论,极为丰富.宋人诗话,虽大多不成系统,但所“话”乃不离诗,若对整部诗话进行研究,大致能够窥探出作者的诗学观或理论倾向.而较之于诗话,笔记的内容往往庞杂多了.诗话的作者是有意论诗,并专门论诗;笔记的作者往往无意专门论诗.有的笔记,诗话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的内容,有的甚至是作者兴之所至偶然录下数条而已.披沙简金,宋人笔记中文学批评的意见时有精彩之处.像沈括的《梦溪笔谈》、严有翼的《艺苑雌黄》、洪迈的《容斋随笔》、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周密的《齐东野语》等     

《金锁记》的文本价值、人物原型及其写作立场

1943年岁末发表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使张爱玲“一夕成名”。此后她不仅将此小说亲自译为英文版,而且还用英文创作了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与《金锁记》甚为相似的长篇小说《怨女》,之后又将其译为中文版,于60年代中期在台港连载风行一时。一个40年代就已经耳熟能详的人格变态、人性扭曲的“衣锦妖怪”故事,作者为何“四度易稿”,一再“翻版”？这在作者的创作生涯中也实属罕见。本文从叙事层面及人物形象出发,对于《金锁记》用双语不断重写的创作奥秘作了探究;针对其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人物原型作了辨析;以及对作者隐匿于《金锁记》中或隐或显的“复仇”心理动机作了解剖与还原。     

“所”与“所”字短语析疑

“所”是一个文言虚词,主用于书面语。学界对“所”的语法功能认识存有分歧,这些分歧明显反映在大学现代汉语教材当中。文章比较各家说法,分析“所”的语法功能,区分带“所”的不同结构,并结合不同分析模式加以说明,以进一步明晰对“所”的认识。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先秦社、稷关系考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社、稷＂祭祷的简文,证明卜辞中的＂兇＂当释为＂稷＂而非＂叢＂,稷与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神灵,而不是郑玄所称的＂原隰之神＂。社、稷皆有坛。＂社稷＂一语既是诸侯国家政权的代称,又是天下的代称。＂社稷＂一语的合称在商代就已经出现,而非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闲情偶寄》“主脑”辨义

＂立主脑＂是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戏曲创作的重要理论,但对于＂主脑＂一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言＂主脑＂是作者在构思时所确定的中心人物及围绕其发生的关键性情节,是左右故事情节发展的枢纽。只有借助＂主脑＂才得以聚焦其他人物、其他情节,也才能整合出优秀的剧目。     

“正始之音”论

古代典籍中的“正始之音”或为玄学概念,或为音乐概念,或为文学概念。作为玄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魏晋清谈风尚;作为音乐概念的“正始之音”,指具有中和之美的纯正音乐;作为文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作品寓意深邃,内容纯正,风格古雅,音节谐美。“正始之音”作为典故用时又常指一种优良传统。因此,将“正始之音”作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的代称并非不可,但易引起混乱,须加以明确界定及必要说明。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