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

历时三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破坏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好局面．本文依据旧金山大学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礼仪之争国际研讨会整理的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文件一百篇，探讨发生这场大争论的深层原因：罗马教廷以“文化至尊”自居来禁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维系纽带，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文化碰撞，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不同质的多元文化间的对话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至尊”的观念是万万不可取的。     

中西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分析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利玛窦传教得以成功的方略,并进一步论述了基于基督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始末及百年禁教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礼仪之争"不仅仅是基督教教义与神学问题,而且是中国到建政权与西方神教不融洽的结果。     

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

"中国礼仪之争"是清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大碰撞。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基督教修会间的争论发展成为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教之争。中西文化传统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使二者之间的分歧无法调解,罗马教廷的武断强硬态度最终使矛盾激化为抗争,导致了清王朝的禁教政策。"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历史文化遗产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

历史文化遗产有有形与无形之别，但无形的可以转化为有形文化遗产。以旅游而言，历史文化名人是无形的文化遗产。各地的建立旅游点、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近几年来，屡屡发生的历史文化名人争夺战，就是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相关的。这种争夺，较大的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航海东渡的徐福原籍之争，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炎帝“户口”之争，西施故里之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所在地之争，老子故里之争……此起彼伏，且有日趋频繁、激烈之势。这种争夺，早已超过了古已有之的“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心态，蕴藏其后的是…     

科学或者迷信:清初中国历书之争

清初历书之争是教会内部有关民历铺注是否属于迷信的争议.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历书之争的缘起、过程与结局进行深度分析,并分析其原因与影响.历书之争的核心议题与中国礼仪之争非常相似,争论各方对于祭祀等理解与诠释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未对后来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了良好借鉴.历书之争是中国礼仪之争的前奏,反映出西方科学在前近代中国传播的困境,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两难处境.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金融业裁员挫伤信心

华尔街曾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几乎聚集了世界所有的金融精英。但当一个被称为“次贷危机”的名词出现以后，繁华顷刻间变成哀鸿遍野，五大投行全军覆没．雷曼兄弟破产、贝尔斯登和美林被迫出售、高盛与摩根士丹利不得不变身，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被“血洗”以后，危机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整个世界金融业无一幸免．裁员潮滚滚而来，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     

试论蒋介石的“三上”、“三下”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派系复杂而又长期陷于派系斗争的政党．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22年中“三上”“三下”为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的历史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轨迹．蒋介石“三上”“三下”，一方面出于他个人攫取党政大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其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背景．研究蒋介石“三上”“三下”的历史真相，对认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兴衰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

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士人结合,创译一批术语,确立了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的范式,而在意译时又尽力借用汉语古典旧词,以便于中国人理解,这又引起围绕基督教至上神可否译作“上帝”、“天主”的论战,构成长达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郑经是台独分子"说质疑--以《东壁楼集》为佐证

某些"台独"学者为了替自己寻找历史根据而称郑经在台湾"独立建国";中国大陆也有人"以古鉴今"而说郑经是分裂国家的"台独分子".对此,不断有学者依据史料加以质疑和辩驳.近年新发现的郑经<东壁楼集>中的近五百首诗,呈现一位继承其父郑成功遗志和"遗民忠义精神",始终奉明正朔,矢志抗清复土,时而孤独消沉,时而慷慨激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郑经并非"台独分子"的佐证.对历史人物的判断要慎重,与某些"台独"学者针锋相对地争夺对历史、文化的阐释权是不容忽视的.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涉及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思想是“和平”、“合作”、“信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晚清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表现为“天朝大国”的以“抚”为特征的恩威兼施;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表现为以“信”来“保全和局”;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表现为借助列强之力维持和平;从八国联军战争到辛亥革命,表现为“委屈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民国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广东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七七事变”,表现为对日妥协有“度”以及努力促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表现为立足于战争,不放弃和平,并以“信”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很好传承。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明清督抚制度当承袭周秦以来的近官以京秩出监地方的监察制度,它与汉代刺史制度、使者巡行制度、唐代节度使制度等都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时,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总督制度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跨省置督,总领地方。清初的督抚也是出于监察地方和督察军事的初衷而署置的。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其权力和职掌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和洋务运动及其以后的变局进一步膨胀起来。在承袭与变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清督抚制度,其演变有着历史渊源、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它是中国古代监察官地方官化的典型个案,对我国近现代地方政治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言不尽意":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

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与道为一"、"忘"与"游"的人生诗意栖居理想和大量涉及"言"意"关系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言不尽意"论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它影响到中国诗学,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突出了中国诗学的超越精神.它强调,一般的言语,不是从胸臆流出,是非本真之言说,是不可取的,是必须要超越的.同时,它提倡大道之言、本真之言、从胸臆自然流出之言.它主张超越非本真言语而达于"微言"妙象"的本真言说以尽意.同时,它准确描述了中国之"诗"的语言与深层意蕴之间的虚实互补的审美特征,并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之"诗"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彰显了中国诗学的独特性,揭示了中国诗学言说的总体特征整体性、体验性、直观性等的实质,概括了中国之"诗"的创作观念、创作实绩及审美接受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线索.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公民道德基本规范"新探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的概括"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从研究的角度看是有缺陷的.基于此,试对"公民道德基本规范"提出如下新的概括并作相应阐释"公忠报国、循礼守法、诚信公正、爱岗敬业、保护环境",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的一个字词来更加凝练地予以概括的话,那就是"忠、礼、义、敬、和".     

元代祭礼三题

清代学者万斯同认为元代太庙祭礼有一些新异之处,有些则有违古礼。其实,荐佛事、祭品的蒙古色彩与祭仪中嵌入的“烧饭”礼等方面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些内容万氏都没有提到;至于改汉地通行的“栗木神主”为金制神主,则是受了喇嘛教的直接影响;元代宗庙神主的位向与位次排列亦有一定历史与经典依据,万氏的指斥也有片面之处。至于大都的“烧饭园”与“官祭场”则是元代帝室与蒙古族权贵从事家祭的特殊场所。通过以上考述,不仅可以澄清某些误识或偏见,而且能从一个重要角度寻绎蒙、汉传统的交互影响及其所呈现的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