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弥留之际》中达尔心理风格的语言体现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采用内心独白的叙述手法,表现各个人物不同的思维方式。小说中主要人物达尔内心独白中的词语受到独白者个性的制约而选择恰当的词语,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体现人物的心理风格;句式结构的选择与叙述者个性相应,采用了长短适中的语句,恰当地反映人物的心理认知风格,并巧妙地为小说的主题服务;修辞上比喻和矛盾修饰手法的运用也充分体现了达尔孤立的叙述意识和独特的心理认知风格。     

《威尼斯商人》中人物形象的双重性

本文通过剖析《威尼斯商人》这部剧作中的主要人物 ,指出这部作品的双重性 :表面上这是一部弘扬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喜剧作品 ,而实际上又是为受压迫的犹太民族呐喊、叫冤的悲剧作品。     

货币化生活视角与文学研究的双重性

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双重性,货币化的物质生存状态是第一性的,它派生出情感化的精神生存状态.在这二者之间,情感是中介,它源于人的欲求实现状态,而人的基本欲求是货币化的生活欲求,故而情感的本源为货币化生活之情状.这种生活情状不仅成为文学表现的内容,也规定着文学表现的形式及其演变和传播.文学自身也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存在.鉴于此,文学的研究也应是双重性的,精神的分析与物质的分析并重,所以不仅要分析情感的内涵,而且也要分析透视情感所以生成的生活,特别是利益化、货币化生活之本源;不仅应分析情感的形式,而且也应分析生发情感形式的生活动因.     

论《喜福会》中中国形象的双重性

从两个方面对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解读:一方面,由于西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加之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迷惑和误解,谭恩美对所表述的中国形象有歪曲和批判之处;但另一方面,无法改变的华人文化身份,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以及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又使谭恩美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社会传统的中国套话,从而塑造了中国形象的双重性。     

论《呼啸山庄》男女主人公性格的双重性

小说《呼啸山庄》可谓英国文坛的一朵奇葩.作者艾米丽·勃朗特更赋予了男女主人公双重的性格.凯瑟琳在林顿带给她的虚荣和希斯克厉夫带给她的真实感受与快乐中徘徊,而希斯克厉夫经历了歧视、人性的压抑和爱情的背叛后,变成了采取极端的爱和极端的恨来面对他的人生的方式.正是男女主人公独具魅力的双重性格特征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现实-资产阶级人类的不平等,也由此导致了人性的扭曲.     

奥康纳《好人难寻》人物性格的双重性

《好人难寻》是奥康纳的短篇小说佳作。通过对书中人物性格的分析,探讨了他们双重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无论老祖母的性格是自私虚伪还是仁慈善良;不合适宜的人 是冷漠残忍还是令人同情;贝雷是无情呆板还是深情不露,奥康纳笔下的这出家庭悲剧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在遭遇战争大劫难、精神大幻灭后的美国南方社会,书中人物命运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双重性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高超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主题。小说呈现的多方面的双重性。包括时代背景、叙述视角、主题、人物等方面呈现的双重性,深刻体现了主人公们“美国梦”寻的幻灭。     

阿特伍德《猫眼》中女性之间破坏性的权力关系

以米歇·尔福柯和厄玛·塞拉诺·加西亚的权利理论为视角,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之间权力关系的形成、维持、改变及其产生根源,主要论证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主人公从在多伦多定居到离开多伦多这段时间里与其他女孩和成年女性所形成的关系都是施害者和受害者模式,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揭露女性对女性的伤害批判了将女性所有问题归于男权社会这一简单化倾向,突破了女权主义运动中将女性关系描绘为姐妹情谊这样的局限性,打破人们贴标签式的看问题方法。     

绅士还是海盗——论《金银岛》中吉姆·霍金斯的人物双重性

《金银岛》是十九世纪新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斯蒂文森的代表作。其中男主人公吉姆·霍金斯的冒险经历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这一人物也已成为西方儿童文学中的经典人物。然而对于这一人物读者的理解多止于少年英雄、正面人物,而忽略其人物的双重性。本文认为吉姆·霍金斯既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理性品质,又拥有传奇世界海盗的行为特征,因而具有双重性。这一双重性人物的塑造与这部小说的类型有关,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人性多元化的接受和宽容。     

论《最蓝的眼睛》中身体破损意象的双重性

托妮.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通过描绘不同黑人的命运,对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个体的失落和异化问题予以深刻的关注。其主要以身体破损意象为表征,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分析,阐明了这一意象的双重含义:它既意味着失落和异化,也意味着对失落和异化的反抗。通过反抗,托妮.莫里森提出了黑人个体尤其是黑人女性重建自我身份的主张,即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并打破白人主流文化的神话。     

危机无处不在——论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

<我弥留之际>是威廉·福克纳在当时一部具有实验性的小说,小说由15个人物的内心独白构成,作者试图通过每个人物的独白表现各个人物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迥异的性格,并进而在总体上彰显他们对相同的事件所做出不同的反映.小说通篇都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十几个人的心理活动就像拼图一样,拼出了一部小说.但是这幅拼图是不完整的,需要靠已有的图案去猜想出那些没有拼出来的画面.这些图案也是不美丽的,因为它们反映出的人物的心理状态是非健康的.在小说中,作家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南方社会底层人民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危机,揭露了当时人们的心灵创伤.     

论《我弥留之际》的悲喜剧及传奇特性

《我弥留之际》究竟应算作是悲剧性作品、喜剧性作品,还是史诗性作品,或者其它什么,这的确是个问题。针对评论界莫衷一是的论述,本文拟以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为武器,阐述这部小说的悲喜剧特质和传奇或浪漫的色彩。     

《我弥留之际》中的异化主题

《我弥留之际》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于1930年的杰作,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和生存困境的思考。在该小说中,死与生的对立是故事的基本线索,水与火是故事发展的辅助因素。这四个语义素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语义素的动态发展使故事产生了丰富的内涵。     

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初探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活着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因此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很多。然而纵观国内外有关《阿Q正传》的文献,学界对《阿Q正传》内容的研究多于对其叙事形式的探讨。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阿Q正传》的叙事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书在总体的零聚焦全知型叙事视角的模式下,运用了视点转换、视角模式转移和视角越界等叙事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目的。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二元文学观

在对文学之本质、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上,浅草—沉钟社均具有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根源于其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体系,因而具有必然性。当其从以自我为本位、鼓吹“爱己”的个性主义价值观出发、把自我觉醒的心灵本身作为表现对象时,必然会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而当其从以“爱人”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去关注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也势必会形成“为人生而艺术”的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在理论上虽然显得不够圆熟,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却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到灯塔去》的叙述视角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向现代主义小说转型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小说中,作者伍尔夫极大地降低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叙述比例,大量采用有限视角,从人物的主观角度进行叙述,并将叙述视角频繁转换,多视角叙述,从而凸现她所倡导的文学创作理念——主观真实。     

叙述视角的选择与文体效果

传统小说家一般不太注意叙述视角问题;但自从上世纪初叙述视角的问题被提出以来,它越来越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本文就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各自的文体效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精致的感觉多变的节奏--谈小说叙事视角的功能

一部小说叙述视角的载体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全知视角模式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学史上使用得最多、发展得最成熟的一种叙事方式,在鸿篇巨制中,全知视角能够支撑起宏大的叙事结构。小说限知视角的选择本身就渗透了某种感情评价,体现了对世界感知的深遂。总体的全知视角并不排除局部的限知视角。二者结合使作品色调丰富,同时调节叙事节奏,使得小说结构显得轻盈。     

论哈代抒情诗中悲观主义的双重性

19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英国农村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给哈代的诗歌带来悲伤忧郁色彩。然而,在悲观的表面,他的内心及一些诗作却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哈代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哈代的悲观主义具有双重性：哈代悲观主义的实质是其现实主义风格的再现;忠于现实,反应社会;从他的诗歌中可以体验到一种强烈而厚重的历史感。     

语篇视点与诗词英译

从宏观语用学的角度,以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为例,探讨了诗词翻译中视点对意境的创造、文化信息的传递、文本内容的再现及意象重构的影响和视点的层级性、有序性、关联性与一致性对诗词翻译的影响及其在语篇连贯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