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保障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工作,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家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途径。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基本的文化设备和文化活动场所,生活较封闭,文化活动范围较小,业余生活单调枯燥,文化活动内容比较单一,文化消费水平较低,开展户外文化活动的时间较少,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不高。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常住地政府应该成为责任主体,城市社区成为主要平台,用工企业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各级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注重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工作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研究——基于与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青年的比较

文章利用2011年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抽样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并比较分析新老农民工、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异同点。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旺盛但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不足,社会剥夺感不强烈,呈现身份认同感模糊、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态;他们的精神状况比老一代农民工好但差于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表现一致。     

文化执政力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入与权益共享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聚集在城市务工。他们消费水平较低,文化活动贫乏,缺少基本文化设施,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文化活动较少,造成文化融入障碍重重。为此,必须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维护文化权益的意识,营造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良好的互动氛围。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可是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制度上的限制等却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现实诉求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多游离于城市边缘,其融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全国统计数字和地方调查资料,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发展期望值相应提升,渴望在事业发展层面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关注务工环境与工作条件,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与劳动权益的实现,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同时,他们也渴求精神、情感生活,闲暇时间活动形式多样化,渴望在家庭生活和精神层面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路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强烈,并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高昂的经济成本、自身素质限制等导致他们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发展制度创新,重视对该群体的技能培训和发展,着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融合,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确定性的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试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起源".本文将首先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以"感性确定性"作为<现象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阐明黑格尔本人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过程;最后,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在此处用语言瓦解感性确定性时所犯的错误,并就此提出我们的见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纲

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凸显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目标定位,创新方式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找准着力点是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绩效的实践路径.     

中国古典美学意象概念的主体间性

相对于现代美学的主体间性而言,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是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即主客体尚未充分分化、主体未获得完全独立状态的主体间性。中国美学的意象概念就是这种古典主体间性的体现。意象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意与象的合成过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意象通过审美感兴而产生,突破物我、人我的屏障,达到了主体间性的审美境域。     

期货期权风险管理探析

期货期权是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目前虽没推出期货期权,由于它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大作用,因而其产生、发展和壮大是必然的。期货期权的主要作用是为期货提供避险工具,但同时它本身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风险。借鉴国外期货期权风险管理的经验,探讨我国期货期权风险的管理,对日后推出期货期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