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发展战略看中国海权观新的价值纬度

和平发展战略蕴涵许多新的内涵,如加强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协调,摒弃“零和”,寻求共赢,注重制度等软实力因素,树立新安全观、新权力政治观等。这些内涵为中国海权观设定了新的价值纬度。海权建设要适应和平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更加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要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作为海权建设新的内容。同时,发展海权要着眼于海上资源安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中国崛起呼唤强大海权——评《国家海上安全》

海上安全作为影响国家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日益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海上安全>一书在梳理与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层次全面探讨了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强大"海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

加强海防与拓展海权是19世纪末中日两国面对海洋危机提出的不同战略.晚清海防以本土安全为目标,以分区设防为特征,强调海军的防御功能,严格将海防范围锁定在本国海岸和沿海一带.日本海权以俄国、中国为假想敌,强调海军攻势战略,将朝鲜半岛和中国领土视为利益所在之地.由于日本海权目标直指中国领土,而中国仅以沿海为前沿阵地,因此,战略提出之际,中国已处劣势.面对强调海外利益和超过正常国家安全利益要求的海权战略,中国将对本土危机作为海防建设和海防战略的主要参照系,在战略实践中否定海上防御,实施海岸防御等战略方针使中国海军的战略效能消耗殆尽.以海防应对海权的战略错误不但决定了战争结果,而且使中国地缘战略空间完全塌缩.     

试论中国的“和谐印度洋战略”

今年以来,西方和印度媒体对我南海基地大加指责,炒作"中国挺进印度洋"的"珍珠链战略".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有人提出:别国在印度洋能行,中国为何不行?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21世纪初大国角逐印度洋的形势呼唤中国尽快制定"和谐印度洋战略".中国急需制定相应的海洋战略和原则,正确处理和平与发展、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应继续韬光养晦,提倡"海陆和合"、文明联盟,重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     

早期殖民者对马六甲海峡的争夺(1511-1824)

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黄金海道” ,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贸易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古今皆是如此。自 1 6世纪初至 1 9世纪 30年代的 30 0余年间 ,早期殖民主义强国———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为夺取印度洋的海权 ,巩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控制东南亚群岛地区的香料及半岛地区的锡等商品的收购、贸易垄断权 ,并进而以东南亚为基地 ,入侵中国 ,开拓中国及东亚市场 ,由此围绕马六甲海峡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早期殖民者对马六甲海峡的争夺 ,其目的就是扩大殖民地 ,加强经济掠夺 ,扩张原料和产品市场。回顾这一段历史 ,对我们今天理解国际国家间的竞争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菲律宾海权战略的困境及中国之应对

近年,菲律宾不断加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与经营,军事冒险性明显增强.菲律宾海权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保证海上交通线畅通,提高国土防御能力,重点加强对所占南海岛礁的防守、补给与经营.菲律宾的海权战略实施面临“四大困境”,即战略设想与战略能力的矛盾、国内平叛与国土防御的矛盾、借重外国与民族自主的矛盾以及合纵与连横政策选择之间的矛盾.中国已将“海洋强国”确立为奋斗目标,中国的海权战略需要整体谋篇布局.要加紧完成南海争端解决的战略布点,并根据菲方的战略困境,采取因敌制胜之措施.     

海上封锁:历史经验、战略功用与当下效应

海上封锁是影响世界历史和国际安全形势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已成为部分海权国家实施战略塑造的重要工具.特定国家通过运用其海上武装力量(甚至民间力量)对另一个国家特定空间区域(通常是其海岸、港口和航线)展开单方面的隔离,阻止这个国家以及中立国军用或民用船舶自由出入,以求破坏被封锁国家的稳定,削弱其军事潜力,最终迫使其大幅地变更政策.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演进,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国战略学界开始围绕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的可能性问题展开辩论.海上封锁在存在诸多战略优长的同时,自身亦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及战略短板.美国战略学界有关海上封锁的讨论大量出现,有悖于和平发展潮流,同时也不利于国际安全形势的总体缓和.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与现实影响

近代日本奉行海洋军事扩张战略,配合和支持大陆扩张政策,在亚太地区多次挑起海上战争,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遭致惨败.冷战时期,日本曾一度吸取战前教训,制定的海洋安全战略以"专守防卫"为原则,在重建并适度发展海上武装力量的同时,主要依靠美国海权保护海洋安全.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徘徊、调整之后,开始进入新的扩张期,通过制定一系列支持海洋扩张的政策法规、加强对海洋领土和可管辖海域的争夺以及强化对海洋争夺的战略指导等措施,使其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具有了更大的冒险性,战略手段更趋于综合性,其中,军事手段运用正在突破宪法制约,成为影响海洋区域稳定的重大消极因素.日本海洋安全战略上述基本特征,将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不仅将严重压缩中国面向海洋的战略发展空间,致中国在亚太海洋战略博弈中的被动孤立地位,还可能扰乱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大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难度.中国既要辩证看待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现实和走向,正确认识它与过去军国主义海洋扩张的本质差异,也要注意对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地强化海洋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强化战略竞争意识,显示敢于应对挑战的决心和恒心,又要注意斗争策略,讲究斗争艺术,为国家和平发展奠定海上安全的坚实基础.     

SWOT分析视角下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诉求

印度洋地区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海外贸易通道安全等诸多重大战略利益的核心地区。伴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将同步上升,如何维护和实现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已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利用SWOT分析法对中国实现在印度洋地区诸多利益诉求的优势、劣势和机会与威胁进行综合研究,以图分析、总结出中国实现和维护在该地区利益诉求的发展战略。     

从海权强国向海权霸主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权战略探析

二战为美国海权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新的空间.参战前,通过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美国为直接卷入战争做了相关海权战略准备.参战后,坚持“欧洲第一”的“猎犬计划”战略,美国与德、日成功开展海权争夺战.二战结束时,美国从海权强国成功转变为世界海权霸主.美国海权霸主地位确立的过程,也是当时美、日两大海权强国激烈较量的过程.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有关国家应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中日海上危机的防范与控制

目前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十分敏感和脆弱时期，钓鱼岛归属问题、东海划界和海上资源开发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都极有可能构成中日海上危机的触发点。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海上军事冲突，不仅严重损害中日两国关系，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乃至全球的战略态势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防范和控制中日海上危机的发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和则双赢，斗则两败”为逻辑起点，从日本定位“海洋国家”的战略意图入手，对中日海上危机的触发点，海上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如何防范与控制这种危机的发生进行一些探索性分析思考。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

<正> 一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制海权问题.早在1838年,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一书中即提出了制海权问题.他认为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拥有了制海权,其抵抗力就可增加数倍以上.1890年,美国的马汉发表了《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更从海军战略的高度对制海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海军战略论》,强调:“运用海权就是海军战略”;“海军如不能掌握海权,将无法行动.”就是说,海军战略     

试析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与内涵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崛起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所谓“崛起”本身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它既包括一国自身历史与现实的纵向比较,也包括同时期与他国的横向比较,一国崛起有程度和性质之分,中国和平崛起不会走向霸权,崛起的性质是渐进的、和平的。和平崛起的内涵就是在和平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实现崛起,中国和平崛起在外交方面应有以“和”为中心理念;以竞争多赢、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大国关系、睦邻友好、经济外交和合作宽容、着眼长远为战略要义等内涵。     

晚清海权意识的感性觉醒与理性匮乏——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使得中西海洋观念第一次真正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清政府对于海权也随之有了感性的觉醒.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有识之士极力发展海上运输、加强海上防御、建立强大的海军等一系列的自强举措表征了近代国人对海权的强烈追求.然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使得清政府最多只能发展海上力量加强边防以自强御侮,很难让多数人认识到海权的战略意义和真正价值.     

论“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的提出,体现了现代化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和平和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是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设想。而“和平崛起”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决定了不适合将其作为国家战略,而应该将其作为我国国家目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曾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清时期 ,是其发生演变并最后终结的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 ,中外海上交通的道路并未如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那样因阻断而荒废 ,反而借着西人的东来殖民而更趋畅达和兴盛 ,然而中西之间贸易关系的性质却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传统模式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日渐让位于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中西贸易关系。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蝴蝶效应——越南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越南海权战略建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亚太军事安全战略调整的契机,通过调整国家军事安全战略,把海(空)军现代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地位,构筑一体两翼防御体系;军事战略方面东面南海反介入(Anti-access strategy),西南控扼马六甲威胁海上战略通道;外交战略方面积极开展多边平衡外交,构建南海利益共同体;立足于《联合国海洋法》等国际法基础,在联合国框架下构建南海多边治理结构.越南海权战略的构建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南海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威胁中国南海海洋战略通道安全,加剧中国海洋战略环境的紧张态势,进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空间.     

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重维度分析

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共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实现崛起的终极目标。文章对“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和平崛起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战略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这既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我国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其他各项战略必须适应“和平崛起”目标,不仅要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崛起,更要有助于确保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产业战略,大幅提升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有效宣传“和平崛起”的战略意愿,牢固树立“和平形象”,增强世界各国对我们的认同感,最大限度减少崛起中的冲突和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