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主要由悲剧组成,是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发轫、成长和成熟期,其中包括了他五四时期的史剧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丰收和艺术的成熟。之所以称为丰收和成熟,主要是指郭沫若创作出一系列悲剧作品,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总结出较系统的历史悲剧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悲剧创作的思想及艺术水准。这个贡献,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开创了我国历史悲剧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新天地。正及于此,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已写出大量论文与专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遗憾的是,对郭沫若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悲剧观的探讨,就显得不足或忽略了。本文就此想作一试笔,以求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婪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融——论郭沫若史剧创作的特征

用历史剧为现实服务,使历史的材料重新闪耀出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芒,是郭沫若历史剧的重要特点。他的历史剧不仅仅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强有力地激发、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那么,郭沫若究竟是如何将历史的精神和现实的时代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的呢?对此,曾有人简单地认为是作者用历史事件类比时事;也有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     

历史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我国文艺界在冲破了“四人帮”的种种禁区之后,文艺创作的题材越来越宽广了。历史题材的创作又重新受到了重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随着而来的在历史剧创作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颇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 关于历史剧与传布历史知识的问题历史剧等历史题材的创作该不该承担传布历史知识的任务,这是当前一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历史题材的创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历史知识”(季     

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

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戏剧史里的悲剧艺术比作一个山系,那么,曹禺和郭沫若就是这山系里巍然对峙、竞险斗奇的双峰。他们在选材眼光、人物旨趣、艺术精神、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区别对照。这类对照既饶有趣味,也极富意义,既泾渭分明,又经纬交错。 “现实中的小人物”和“历史上的英杰” 曹禺悲剧和郭沫若悲剧在表象层次的区别对照十分明显。曹禺悲剧题材无一例外地来自当代现实,它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社会,挨得紧密贴得着实,郭沫若悲剧却毫无二致地采自古代历史,它在遥远的历史生活领域里纵横驰骋。悲剧女神的锋利刻刀,在曹禺手中雕琢着背心旗袍、粗衣短褐的现代人物,在郭沫若手里则塑造出峨冠博带、佩剑陆离的古代英雄。郭沫若手中还多拿了一把历史女神的尖锐匕     

有关历史剧讨论的讨论

回顾20世纪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历次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剧所再现的真实是指历史事实,还是历史精神。真正的问题是历史剧的现实性问题。所谓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始终是现实性问题的隐喻。历史剧的真实性指的是历史意义的“真实”,而这个“真实”是由“现实”决定的。所以历史剧的真实性是个权力问题,不是知识问题,其中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郭沫若史剧女性形象原型分析

郭沫若历史剧中最大放光彩的女性形象,是其吸收民间文学传统,积淀英雄—美人模式,并借古人之口,传递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对抗。借助神话—原型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其人物塑造的某些特有规律。     

倡导之功 创造之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论中国白话新诗的奠基

引　　言梳理郭沫若的传记散文,同时又在随着自己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先生听“《胡适文存》精读”,断断续续的郭沫若阅读没有多少心得。但在接触近年来有关两人的学术讨论的一些论著,两相结合,却也发现一些批评者总是有那么一种过热过火的、悖反潜隐的过于主观的论说,也不好一一去辩析。我们研究像胡适、郭沫若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客观地批评,但不可诋毁。也不能随着时代潮流抬高一个人,压低一个人。最近,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和言论批评的相对自由,我们对以往历史不公正对待的人物都有了较为宽容和客观的评价。但也滋生出另一种不好的…     

论历史文学的题材属性与作家的审美超越

作为艺术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成员,历史文学有没有它“自我”的题材属性特点呢?这个问题迄今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是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优势”和“局限”两个方面。 所谓“优势”,可以抽象出这样三点:(1)知多度高。这是因为历史文学往往取材于历史上彰明昭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它“从兴起之日起,表演的内容就是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问题——政权问题、各等级的相互关系问题、教会在国家中的作用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一整套具有纯粹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莎士比亚的九个历史剧《理查二世》、     

小议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兼评电视剧《浣纱女的传说》

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是客观的历史存在,是改不了也抹不去的,即便是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各抒己见,观点互异,但,总不能以无为有,以有为无,凭空捏造一番。捏造了古人的历史行为,也就是捏造了历史。这就有背历史唯物主义了。根据史料编写文学作品,恐怕也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能随心所欲,爱怎么编就怎么编。固然历史剧并不等同于历史,剧作家可以在史实许可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对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理性审视 开拓创新——评周海波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

周海波的近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以下简称《王国》)是一部系统地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文化学阐释,并试图探究其文化命题中蕴含的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展示了作者在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上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进取探索的勇气。     

论郭沫若戏剧的抒情性及其启示

欣赏郭沫若的剧作,我们常常会沉浸在文彩风流的诗意之中,会被剧情所挟裹的情感风暴、被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哭深深感染。这,就是郭沫若戏剧的特征──热烈的抒情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重主观的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不断变化思想风格,但《女神》时期的“主情主义”,作为他艺术灵腑中的一道脉息,总贯注于创作的始终。诗歌创作如此,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郭沫若是写作历史剧的。他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①对此,陈瘦竹解释说：“历史精神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历史精神,…     

南后、郑袖二人说补证

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问世后,对于剧中人南后郑袖的历史原型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曾引起过争论。有人据《战国策·楚策三》立论,谓南后与郑袖系两人。理由是,《战国策》明明说,“南后以千金,郑袖(亦)以五百斤,”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比较研究

“摹仿”一词大概起源于远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秘仪活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从祭典领域转移到了哲学和技艺领域。“摹仿说”两大奠基人——古今的哲学巨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其在认识论中和叙述字中都拥有相同和不同的解读。柏拉图认为诗人画家的摹仿只触及灵魂中的低下部分,与理念世界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无补于城邦治理和公民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迥异于柏拉图。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存在,诗摹仿人的活动,也就是在创造艺术真实。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是人的一种求知活动,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形成关于人自身的创新知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对柏拉图摹仿说的一种扬弃。     

马克思主义人学新探五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自己的学说归结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学说揭示了人的自由的本质,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即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从而打开了历史奥秘的大门,寻求一条现实人的自我解放之路。     

“新诗好续浙江潮”新解

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时,曾作《寄先夫愚八首》。先夫愚,乐山市人,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学堂时的同学,当时在乐山从事教育工作。这组诗的第三首是: “杯酒难将隗磊浇,鸾飘凤泊太萧条。屈原已作怀沙赋,沈炯传来独酌谣。呦呦野鹿思芹草, 处处哀鸿怨黍苗。久欲息燕眉岭去,新诗好续浙江潮。”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在当时黑暗现实下怀才遇、壮志难酬的感伤情绪。首句借用《世说新语》“阮籍胸中垒块,故必酒浇之”之典,言自己愁闷之深。第二句喻自己虽有抱负,但未能遂愿,孑然一身。第三、四句     

郭沫若与历史人物翻案

注重为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翻案,是郭沫若研究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郭沫若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须得替一切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翻案。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4月发表的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已经表明,他研究卓文君、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以后,他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殷纣王,历来被认为“暴虐无道”,“荒淫无耻”,坏事做绝,而郭沫若则一再指出:殷纣